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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摘 要：由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治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选择以大陆法系国家的“人格保护说”为宜；从“人格保护说”来看，尽管我国法律对这一规则在文字表述上对不同的办案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排除适用情形，但实质上其排除标准是一致的，即均以“是否存在强制或干涉他人意志自由的违法行为”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遏制警察违法说；人格保护说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做出如下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除”。但该规定中为何要区别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两种言词证据呢？是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吗？本文将从域外理论的角度来规范分析我国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立法原意。 　　1 两大法系关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1.1 英美法系的理论基础 　　英美法系关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学说以“遏制警察违法说”最为流行。该理论着重强调抑制侦查机关收集证据过程中违法性行为，从而实现遏制警察违法的动力，保护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维护政府形象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警察作为国家的代表，以“威胁”、“暴力”和“刑讯”等不合理或不正当的方式收集言词证据，违法行使侦查权，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以上行为不仅是对法律正当程序规则的违背，更是对司法纯洁性的破坏和政府信誉的诋毁。 　　“遏制警察违法说”之所以能够成为英美法系国家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规则的通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英美法系国家深受“权利制衡”理论的影响。“权力是必要的恶”， 并且行使权力的仅仅是普通的人。人性本恶，为让权力不为恶，就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权力进行有效控制，[1]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规则则赋予司法机关否定警察非法取证行为的权力，是遏制警察违法使用侦查权的有效方式。 　　1.2 大陆法系的理论基础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却采取了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去诠释和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被指控的人有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2] 这是“人格保护说”的理论精髓，同时也是德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性法律依据。“人格保护说”认为，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独立存在的个体，即使是被判决有罪的人也应当享有“人为之人”最起码的人格权利，更不用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了，因此当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峙时，应首先意识到自身与审讯对象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人格平等的法律状态，而不是凌驾于他人之上，更不能用国家强制力的影响力来“压制”审讯对象，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任意强制或干涉公民的意志自由。 　　2 我国关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选择 　　由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治思想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笔者认为，大陆法系的“人格保护说”所蕴含的“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人格平等”、“意志自由”的价值理念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该规则在中国的推行适用，理由如下： 　　第一，法治的最终目标是为得到尊严与价值。[3]“人格保护说”要求每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人格平等，意志自由，以使每个人都能“有尊严的活着”，“实现个人价值”。这同时也正是法治社会所普及的精神内涵，更是法治社会建设和运作的最终结果。为维护被指控对象和相关公民的意志自由，将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排除适用，才能增进民众对执法机关人员的公信度，才能更好的实现法治社会。中国正处于法治国家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是时代潮流的推动，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为“人格保护说”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二，崇尚人权，以人为本是刑事诉讼未来的发展方向。诉讼案件中，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的诉讼地位，他们的人格权益很容易被剥夺，况且在案情未查清之前，每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倘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存在随时被剥夺的危险，那么整个社会将会人心惶惶，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3 对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分析 　　“人格保护说”以人格平等、意志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任何非法强制或干涉意志自由的行为都应当被视为“非法”，因此以此方式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以下笔者将以“人格保护说”为理论基础来回答引言中的问题。 　　在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无论是否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我们时常会给别人忠告、指教、建议或者劝说，并试图使其信服，影响他人的决定。尽管这些言语或行为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仅是提供帮助、建议，做出最终决定的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