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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司法信息的传递 　　摘 要 清代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为解决司法信息的传递难题，清代设计出了依托官僚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审转制度，审转制度的设计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司法信息传递的成本以及效率问题，与其他制度体系的配合也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信息的完整，就清代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存在弊端，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 清代 信息传递 审转制度 　　基金项目：2015年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研人文2015020）。 　　作者简介：徐天驰， 贵州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律（法学）专业法律硕士。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012-02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历来是法制史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朝代，清代的司法体制设计也可以说是历朝历代的集大成者，各项制度日趋完善，因此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司法运作状况的宝贵材料。清代司法体系作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些年来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兴起，为清代法制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气象，让人耳目一新。本文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试图对于清代司法信息传递问题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明确清代复杂的司法体系设计，同时对其不足进行评论。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地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在于清代的领域范围远超其他朝代，清代前中期（1840年以前），其疆域逐渐定型，这一时期，清代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 陆地总面积更是超过了1300万平方公里。 如此广阔的领土背后，是庞大的人口数量。清初三朝人口从5000万发展到1.3亿左右，至乾隆末年超过3亿，咸丰以后，人口从4.3亿下降至同治五年1.9亿的最低点，此后经过半个世纪发展，到清末民国又恢复至4亿余。 为了对如此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的管理，清代从上至下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就是对于民间纠纷的处理，或者说司法事务的运行。 　　清代中央的司法机构包括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机关，号称“三法司”。刑部为皇帝之下的中央最高的审判机关，刑部“掌天下刑罚之政令”（《大清会典》），具体来说，刑部的权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皇帝的统率下行使全国国最高审判权，二是行使司法行政的职权，三是立法修律的职权。大理寺则主要是负责复核刑部拟判的死刑案件。都察院是法纪监督机关，主掌官员监察，其司法的职权只是其职权的一部分。三法司的关系，清初魏?g曾谈到，“持天下之平者部也，执法纠正者院也，办理冤枉者寺也。” 实际上刑部权重，院、寺并无审判实权。 　　清代地方司法体制则与行政体制基本吻合，包括省督抚、省按察司、府（直隶州、厅）、县（散州、厅）四级。县为第一审级。知县有权审决笞、杖刑案件，徒刑、流刑、死刑案件则只能够进行初审拟判并上报府衙。发生于州县的民事类案件，如户婚、田土，以及轻微刑事案件均属于州县的自理范围。府作为第二审级，主要负责复审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知府对于案件进行复审之后，同样需要做出意见而没有终审权利，并且进一步上报。省按察司作为第三审级需要对府上报的案件进行复审，如果没有问题则加上“审供无异”的看语，上报督抚。如果发现有错误，则驳回重审或者改发别的州县重审。督抚作为第四审级，有权批复按察司复核的徒刑案件，并决定执行。对军流死刑案件则需要复审后上报刑部。以上就是清代司法体制的制度设计，而其中推动其动态运转的就是审转制度。张晋藩在《中国法制通史》中是这样描述的：“刑事案件的逐级向上申报，构成了上一级审判的基础。清代的法律术语叫做‘审转’，……徒刑以上（含徒刑）案件在州县初审后，详报上一级复核，每一级都将不属于自己权限的案件主动上报，层层审转，直至有权作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终审。”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地方治理的情况，特别是案件情况，作为重要的司法信息，是皇帝所需要的，因为重大案件往往会包含地方的大量信息，并且重大案件的数量也直接或间接反映出地方的治理状况，所以司法信息无异是掌握地方真实状况的利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清代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所涉及的案件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加之受到成本效率的限制，所以如何最有效的获取地方司法信息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难题，但是从审转制度的设计来看，很显然是一份看起来较为完满的答案。 　　司法信息的传递，以清代的实际条件来看，需要极高的成本。清代地域辽阔，绝大多数地方与京畿地区相隔甚远，在以马作为陆地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往往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需要耗费大量的途中费用，例如人员吃住等等，并且这一行为在一般条件下，是没有任何人愿意主动来做的，也就是说，司法信息的传递如果希望依靠民间的力量，其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审转制度的设计则很好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