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诗坛复古的呈说方式.docVIP

论明朝诗坛复古的呈说方式 　　摘 要：明代文学基本围绕复古和反复古来相互推进，复古浪潮的空前激烈，纵然有朱元璋建立政权、恢复汉制的政治原因，也有思想界严羽“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倡导。然而如果从学古的方式上细分之，则可分为以李梦阳、李东阳为代表的“形式复古”论，和以方孝孺、何景明为代表的“通变复古”论。 　　关键词：明接受 形式复古 通变复古 　　明初期的宋濂，虽没有明确提出复古主张，但他重视诗歌的师承关系，批驳近代诗人不师人而师自我的不良习气，可以说首开明代复古之风。他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从文学史的角度具体论述了从三百篇到唐宋的诗歌承袭状况，其中论及唐初的诗作，因其“承陈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颓靡不振”，而“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相继而兴”的原因，却是“各以风雅为师”，因而他的“师承”论，不是一味的继承前代，而是有选择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他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从他如何评说诗坛泰斗杜甫和李白的诗作上探寻：论杜甫“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须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尊李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那么他显而易见是以“风雅”为标准，符合风雅精神的即为好诗，不合风雅，即使师承前人，也不足以兴，这和刘勰的“宗经”相呼应。 　　然而宋濂的重师承，以风雅为标并没有在诗坛掀起复古之风，真正引领明代复古诗风的当属前后七子，他们的诗文见解都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口号，高举复古的旗帜，但是，何景明和李梦阳的“对战”证明他们的论点也并非完全一致，细细品味便会发现，李梦阳的复古主张更形式化，而何景明则略显通变。 　　李梦阳与何景明诗论的不同集中体现在《驳何氏论文书》中，文中自称“李某岂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明确提出以复兴古学为提倡，古诗宗汉魏，近体宗盛唐，文宗秦汉，将模仿古人创作，甚而尺尺寸寸的拟古作为自己进入诗坛的不二法门，虽然他自以为自己的守古并非照搬守旧，比如他认为“古之工，如??，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仆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谓之影子诚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之圆，??方班之方，而??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按照古人的方式作诗，把今人之情套在古人作诗的模子中去，忽略了古人当时的情境所感，只是比“窃古意，盗古形，剪古辞”多了“以我之情”，然而用古人作诗的方法生套作者的此情此境，显然是不现实的。 　　李梦阳的“学不的古，苦心无益”（《答周子书》）被钱谦益评为“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这显然一语道破李梦阳的致命之处，在于重形式而乏内容的模仿路径，即便他一再标榜“以我之情，述今之志”也终难逃古人影子。他不仅主张诗歌严格按古人字句罗列，作文与作诗一样，都要遵循古人之格式、句篇，他在《答吴瑾书》中提到“文自有格，不族其格，终不足以知文”，对诗作和文章的尺寸模仿导致形式主义复古泛滥，李梦阳晚年在其《诗集自序》中发出“真诗乃在民间”的感叹，可知他也认识到形式上的模仿不足以带动文坛进步，现实的土壤也很重要。 　　李东阳虽然不是明七子，他的“轶宋窥唐”看似也只是宗于唐音，然读者熟读其代表作《麓堂诗话》便可发现，宗唐的目的其实是得古，评韩愈“得意时，自不失唐诗声调”，论元好问“中州集所载金诗，皆小家数，不过以片语隽字为奇。求其浑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见”，由此可知宗唐是他的口号，有唐之韵味、声调是他对诗歌提出的要求，而学唐的目的则是追古，求其浑雅正大。只是在方法选择上，同李梦阳异曲同工的走上了形式复古的道路，不同于李梦阳的“尺尺寸寸之”，李东阳是将声调的不同作为诗歌区别的特征，因而从声调上下功夫。他认为诗歌“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知其为吴为越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因而他认为诗法也“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只要在声调上区别轻重缓急，风格明了即可。 　　何景明与李梦阳同属明七子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其著名的《与李空同论诗书》中却认为“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可知何景明并不赞成李梦阳刻意古范的追古方式，虽然他也“追昔为诗”，但他“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的思想和形式上的模仿划清了界限。在如何对待古人之作这个问题上，何景明表现出比较辩证的思想，不仅看到了李梦阳过于拟古的弊端，也看到了自己不太依傍古人导致的不足，评论空同“方雄视数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