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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文论创新 　　内容摘要：中华文化宏大广博，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处于主流地位，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文化首次受到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相应地，中国文论也受到西方文论话语的渗入，此后便一直借用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作为文艺理论的正统。在西方文论华丽外衣的掩盖下，20世纪中国文论实质是色厉内荏。治愈中国“文论失语症”已成为实现中国文论独立创新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文论创新”的概述，阐述对中国文论创新的思考，以期未来能真正实现中国文论创新。 　　关键词：中国文论 失语症 话语 文论创新 　　当代文艺理论所学习的知识理论大都借用西方文论体系为主体，穿插或附着中国文论的理论知识点。中国学者也借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问题加以阐释，一旦抽离西方话语体系，文学问题的阐释将成为默片。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觉醒，认识到中国文论创新不足，黄维?盘狙裕骸罢娴模?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 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二十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1]；孙津也认为“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 至少现在是这样”[2]；曹顺庆则提出了“文论失语症”，断言“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失语症”。“失语症”的提出引发学界探讨热潮，有赞同，有批驳，但无论如何，中国文论创新已是新时期中国文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文化自卑下的默片时代 　　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的殖民侵略加速了西方文化的渗透，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推进。中华民族在面临民族生死攸关一刻时，极端地借鉴异邦之路，打倒孔家店，仇视传统文化，要求全盘西化。 　　古斯塔夫认为群体的聚集，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或不同，他们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3]为救亡图存，民族群体心理由闭关锁国的极端走向全盘西化的另一个极端。从侧面反映出一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力胁迫下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而相对保守的学衡派学者吴宓、梅光迪、汤用彤、胡先?X、陈寅恪则被偏激地批为食古不化的旧派。事实上，所谓“旧派”学者均曾留学欧美，学贯东西，他们并不排斥运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只是观念、途径相对中庸。再者，运用儒家思想未尝不能重建民族文化体系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或多或少地创新运用儒家思想实现国家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虽未全盘西化，但中国知识界便开始采用西方文论话语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出于自卑，一方面丑化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却追随西方文化，亦步亦趋，难以自拔。正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言：“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什么选择”[4]，因此中国新文学发端之际，西方话语体系已经渗入，成为文坛新生的养料。在此语境下，中国文论缺乏自主意识，没有创新之处，中国文学便成为论证西方文论的材料。可见中国现代文论实际上处于默片时代――只能够去论证具体的论点，却没有自主性和创造性。 　　20世纪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加剧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传播，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中国并无称霸意图，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处于默片时代的中国文论要如何走出默片时代，如何实现与世界平等对话，以及中国文化如何重新确立自信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方向。 　　二.建构中国话语 　　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长期以来，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世界主流文化的话语权，甚至演变成为“话语霸权”，而“第三世界”的国家却都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西方话语阐释中国文学问题折射出中国现代文论的缺失，西方话语已经主宰了中国现代文论。重建“中国话语”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随着学术界对于“话语”研究不断深入，随着“中国文论创新”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提出的新问题。 　　中国文论要走出默片时代，实现文论创新，首先要建构中国话语，文学话语的创新能够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奠定基础。西方文论话语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区别，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为英语和汉语的区别，本质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对立。思维方式的差别典型地表现在精神学科――哲学中：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追求物我合一，认为天人感应；西方哲学认为“主客二分”，渴望揭开客观世界的神秘面纱，并探讨主客观之间的联系，主观与客观交替出现成为哲学家追捧的对象。季羡林先生总结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