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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善”的彼岸的殊途同归 　　摘 要：现代以来作家对乡村独特性的书写散发着浓郁的思乡情结，五四文人和京派文人对故乡的深切回望让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乡土小说”的长河中，因选取与现代文明对照的角度的不同，以及作家自身文学观的差别，“五四”乡土小说与“京派”乡土小说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然而在叩问现实之后，究其根本，其二者的文学宗旨最终都指向了对人性“善”的呼唤，对生活回归自然秩序的期盼。本文以“善”为考究的关键点，分析比较了“五四”乡土小说与“京派”乡土小说的异同。 　　关键词：“五四”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善”；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56-03 　　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他以记忆深处的故乡为主要创作素材，把焦点集中在乡镇的中下层人民，建构起文学史上的鲁镇未庄世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拓者。至他之后，以台静农、彭家煌、王鲁彦等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纷纷加入了乡土小说的创作，掀起了20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热潮。“五四”乡土小说家大多致力于描写故乡的萧蔽、落后以及乡民们未开化、愚昧无知的国民劣根性，他们将故乡作为一种剖析的工具，通过揭露丑恶来呼唤人性“善”的回归，以期达到疗救的目的。整体而言，“五四”乡土小说在内容上是激进且深刻有力的，在情感基调上是批判、悲观且含泪呐喊的，在乡土画面的呈现上是腐朽、略显阴暗的。在不断发展的乡土文学队伍中，随后出现了以沈从文、废名、芦焚、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家，他们在30年代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新领域，在乡土文学回归故土、展现民俗风情的基础上，糅进了他们对故乡的饱满深情和美好回忆。“京派”乡土小说家深怀着“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情感，致力于描绘一幅幅古朴清新的乡野图，用他们的热情去赞美那淳厚、宁静、和谐的自然人性，用“善”去召唤“善”，表达了对原始而质朴的田园生活的美好曙愿。因此，我们看到“京派”乡土小说在内容上表现的是安宁有序、和谐美好的平民现实，在情感上深怀着一种对大自然和人性美好的深切赞扬和推崇之情，在乡土画面的呈现上更像是一幅简洁明媚、质朴清淡的田园画。 　　“文学的魂灵是我们理想性的投射，是我们本质的倒影。”[1]无论作家从何种角度去创作，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要回归人类到最本质的地方中，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关系，讲述人类文明，挖掘人类本真人性中的善与恶，这一直是文学孜孜不倦的使命所在。文学作品中人性叙事的深沉含义应当是引人向“善”、促人奋进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去唤醒人们心底至真、至善、至美的本质与情怀，从而获得力量去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拯救那些被苦难缠身深陷囹圄的困顿平民。“五四”乡土小说家和“京派”乡土小说家都认为文学创作应当坚定地走在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的基本路线上，他们分别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呼吁了对人的命运问题的关注，笔耕不辍地致力于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人性健康等问题的探究。 　　一、“五四”乡土小说对人性“恶”的惨烈揭露 　　以鲁迅、台静农等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常常以一种冷峻的态度去描写因长期处于腐朽落后的乡土世界而扭曲变异的人性。我们看到的鲁镇未庄是一个麻木灵魂悬浮在半空的灰暗世界，在《药》里，华老栓贪黑早起赶去买沾上夏瑜的血的馒头，以期待能拯救那得了痨病的儿子，人们“潮一般的向前进”涌入刑场，像看戏剧一般观赏杀夏瑜的场面；《孔乙己》中，那些不知真名真姓的酒客们以一种近乎残酷的观赏的态度对待孔乙己的不幸遭遇；《祝福》中，祥林嫂的不幸的身世来历成为左邻右舍的乡村妇女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这些个人的命运里包含了“民族――国家的寓言意义”[2]，不知不觉地折射出集体的命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此找到了例证，这一典型的群体心理现象包容了人类祖先遗传下来的生活和行为模式，贮藏着人类心灵初始生长演化的原始人性。鲁迅对蒙昧乡土中底层大众的精神解剖堪称犀利，他以一个外科医生的冷峻，血淋淋地解剖了封建社会统摄下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人性“恶”的一面在被剥去外衣之后显得苍白落魄，却又无处隐藏。鲁迅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在揭示人性“恶”的同时不得不去审视那落败的故乡，这当中杂糅着一种又爱又憎的矛盾心情，对故土的温情眷恋渐渐褪去后，剩下的是更深的悲哀与怨怒。此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声、对人性“善”的呼唤呐喊便振聋发聩而出。 　　“五四”乡土小说家大多继承了鲁迅的衣钵，“王鲁彦学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彭家煌有鲁迅的含泪微笑，而出身未名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台静农，似乎专注地师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把中国乡间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