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处方言和闽语.doc

温、处方言和闽语(1) 　　　　　 　　　　　　　　　　　　　 　 一 　　现代的温州、处州方言都带有闽语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怎么去认识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是怎么来的，会有不同的解释。 　　在清以前，发生过几次闽人向浙南的移民，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唐季五代之间，闽人避王曦之乱迁入浙南；一次是南宋乾道二年，潮水灌城，温州居民大批死亡，政府迁闽人补充。温州、处州话中的闽语成分也许可以解释作这些移民带过来的影响。 　　但是这种解释会碰上一些困难。 　　第一，闽语的一些主要特征不仅仅见于浙南，而且还零零星星地分布于北部吴语。这些特征来源的时代一般也都比较早，很多特征的年代当在《切韵》以前，比上述二次移民的时间都要早一些。从移民方向来看，早期的移民一般是从浙江移向福建，而不是从福建移向浙江，所以我们很难相信，这么早的年代就有大批移民从闽地把这些特征带到吴语去。 　　第二，有些语词在南部吴语(2)和闽语虽然采用相同的语素，但是语音形式却不相同。例如，“传染”一义，闽语和南部吴语都是“过侬”，但是闽语的“过”为见母字，而温州的“过”为《广韵》所不收的匣母字。温州的“过侬”自然不是从闽语传过去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来自更早的历史阶段。 　　第三，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影响，首先总是作用于语言的表层。例如汉语对日语、越南语以及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是词汇方面，语法框架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温处方言中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跟闽语非常相似，下面是温州方言中的一些例子。为了阅读方便，方言词都转写作普通话的词语： 　　1. 温处方言的动词和宾语之间结合非常紧密，其间如插进一个成分，宾语往往要提前，特别是碰上动＋补＋宾的结构，宾语必须要提前，转换为主谓谓语句，或用处置式把宾语提前到动词之前。例如，“我吃过饭了”一般要说成“我饭吃过了”， “我掉了钱了”，必须说成“我钱掉了了”或“我把钱掉了了”。 　　2、量词加在名词前起指代作用，如“支笔是我个”，即“这支笔是我的”。 　　3、动词加“下”（或“记”）再重叠，表示动作的随意、缓慢：“跳下跳下”， “碰下碰下”， “叫下叫下”。 　　4、形容词加量词作形容词用：“大粒砖”， “细（小）头牛”， “大张纸”， “烂粒的黄豆”。 　　5、副词能直接加在动词短语之后：“吃碗添”， “走去先”， “好吃甚”， “好最”。 　　6、偏正式构词方式中，修饰成分后置的更多：“人客”、 “鞋拖”、 “菜咸”、 “鱼咸”、 “墙围”、 “豆腐生”。 　　7、后置否定词形成选择问句的方式有三种，加“不”询问施事的主观意愿，加“未”询问动作发生了还是尚未发生，加“没有”询问动作是否成为已然的事实。 　　8、“有”可用作助动词，“有听着”意思是曾经听到，“去过没有？”要说成“有走过没有？”或“有没有走过？”，这跟闽语的有无句相同。 　　9、特殊的比较句。“甲比乙大”可说作“甲大如乙”，跟潮州话“甲大过乙”相比，只是语素的不同。 　　这些深层次的语法现象，很难设想会是简单的移民结果。 　　所以，从纯语言特征来看，认为吴闽两语之间的大量相似之处反映更早时期吴闽两语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是更加可信的解释。秦代温、处两地跟福建的北部共属闽中郡。从地下的发掘看，跟瓯越文化类型更接近的是闽越而不是於越。东瓯、闽越北迁以后，越人复出自立冶县，地理范围包括现代的温、台、处和福建的北部。可见温、处两地本来就同福建的北部关系密切。 　　但是在三国以前，这里的主要居民是百越人，那也是无可怀疑的，《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既然吴闽之地当时还居住着百越民族，我们又怎么能够把吴闽两语的源流跟百越居民联系在一起呢？ 　　吴闽两语的形成时间已很难考定，但可以肯定决不会晚于唐代，因为唐诗人顾况在《囝》诗中已指出闽人呼父为“郎罢”，呼儿为“囝”，这是两个重要的闽语特征词。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23引《古今诗话》：“章圣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读作歌）。会考试者亦闽人，遂中选”。当时的一些歌豪字同韵，也跟今闽语相同。这说明闽语的基本特征在唐代就已经形成。浙江受汉语影响的时间当然会更早，也就是说，吴语的形成时间更可能在闽语之前。在南朝吴歌中的第三人称“渠”至今还是吴语的主要特征。《洛阳伽蓝记》：“吴人自呼阿侬”，现代的金华、衢州人还是这样称呼自己。不过，这些年代还只能是吴闽两语形成的下限，实际形成的时间可能更早。语言的同化往往发生在民族同化之前，像满族和西南的一些民族，作为民族现在还存在，但是他们平时的交际语言却都是汉语了。古代居住在吴闽两地的百越人，也可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从古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