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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与法律变迁中的复制权 　　[摘　要]现代版权法是复制技术发展的产物，复制权也因此成为版权人享有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权利，但复制权的效力范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调整变化，借以维护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一部技术发展史也是版权人所享有的复制权不断扩张的历史。在数字网络环境下，人们对复制权的效力范围却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复制”版权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复制权为基础构筑的传统版权体系有其技术基础和法律条件，在数字网络环境下，这些基础似已不复存在，版权保护所追求的利益平衡自然也就难以通过对复制权效力范围的再度调整而得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复制”版权模式重新进行审视。 　　[关键词]复制权　版权　技术　发展 　　版权法的保护对象是作品，但这一法律并没有因为人类创作出第一部作品而产生，而是在复制作品的活字印刷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后才逐渐发展建立起来。〔1〕传统版权法也因此而建立在控制作品复制的模式之上，复制权成为版权人享有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权利。与此同时，随着复制技术的不断进步，复制权的效力范围也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之中并借以维护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而在网络时代，人们对复制权的效力范围却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复制”版权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有鉴于此，本文拟追寻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复制权为线索探讨版权法制演进变迁的基本规律，揭示隐藏在复制版权模式背后的技术基础和法律原因，以期为网络时代版权法的修订与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 　　一、印刷技术与版权法的产生 　　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复制一部作品需要付出繁重的手工抄写劳动，加上当时的社会识字率很低，因此对作品的非法复制行为进行控制的版权法就既没有产生的必要、也没有生存的土壤。到了1455年，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欧洲，这一事件对于促进知识传播和思想进步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印刷技术促进了出版行业的稳步发展，到1500年，从斯德哥尔摩到巴勒莫，印刷机出现在245个城市。〔2〕以英国为例，当威廉·凯克斯通于1476年将印刷机引入英国，复制作品难度和成本的降低使得作品的公共产品属性显现出来。印刷机既缩短了图书投放市场的周期，又降低了复制成本，但其他出版商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观望某一作品是否畅销。如果该作品确实属于畅销书，这些观望者就开动印刷机大量复制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印刷的书籍投入已由其他出版商开发成功的市场，从而坐享其成，他们既不必向作者或者最初的出版商支付报酬，也不用冒图书滞销的风险。〔3〕到了这个时候，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就产生了制定某种法律制度的需要，以确保作品出版和复制的顺利进行。版权与印刷技术的关系可以从下列两层意义表述：一是随着印刷技术的出现，作品的载体———图书生产成本降低而且可以成为商品，从而可以为印刷商或者作者带来收益；二是大量的复制与传播使得印刷商或者作者无法像控制手抄本那样控制、管领自己的无形财产权，从而产生了由法律给予特殊保护的需要。〔4〕但这种必要性或者需要并没有立即催生出现代意义的版权法，而是先经历了一个由出版商或书商行会制度到印刷特许权制度的“准版权”制度时期。 　　二、“准版权”时期的复制权 　　早在印刷机被引进英国之前约100年，英国出版商就组织成立了行会，行会制定规则确保出版复制特定图书的权利由特定的出版商专有，其他出版商不能擅自翻印。但这些规则至多不过是一种“绅士协定”，只能约束本行会的成员。由于行会规则的这种“私”法属性，仍然不能排除不属于行会会员的出版商复制行会会员已经出版的图书的威胁。此时，利益受到侵害的出版商不能采取任何针对侵权者的行动，因为后者并非行会会员，不受行会规则的约束。〔5〕于是，出版商们不得不进一步寻求公权力对自己印刷复制作品之权的保护，这样就产生了出版印刷书籍的特权制度。其中的公权力不仅仅指皇室、王国的权力，还包括宗教机构甚至教会学校的势力。 　　这种特权制度起源于威尼斯共和国，随后很快普及到欧洲其他国家。1492年，米兰作家杜拉图请求公爵授予他关于其著作的排他特权，他指出，如果其他人可以不受限制地翻印其作品，他从自己的努力即创作获取利益的权利就被非法剥夺了，最后他成功地获得了为期10年的印刷自己作品的特权。当时，授予特权并不要求权利取得者具有作者身份，因此，印刷者和出版商还可以就现有书籍申请并获得特权，就像对新书一样。例如，1479年，三个印刷商就曾获得印刷乌兹布格市郊每日祈祷书的专有权。 　　法国于1498年引入上述特权制度，在法国，这种特权是一种财产，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对侵权者往往处以罚金，有时也会没收盗版收入。英国版权制度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特许权时期，早在1518年，牛津大学校长曾发布过为期7年的印刷作品特许权。1557年，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