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死病的假面具》的伦理批评研究.docVIP

《红死病的假面具》的伦理批评研究 　　1. 引言 　　《红死病的假面具》( 以下简称《面具》) 是爱伦·坡( Allen Poe) 的恐怖名篇，其所彰显的“恐怖美”被广泛认可，深度阅读这种“美”会发现其背后的伦理之“真”。就“美”与“真”的关系而言，坡从文类上作过精辟论述: “诗歌在美，小说在真”。坡小说中的“真”是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之“真”算是其一，《面具》可谓典型，它完美有效地整合了恐怖“美”与伦理“真”，这既符合坡的创作观: 艺术作品永远得有点儿复杂性和暗示性，即“隐喻”或“寓意”之意( Poe，1994: 1542) ，也符合他对精神世界的划分: 精神世界分为理解力、审美力和道德感三部分，审美力居中，它与左右两端都关系密切( Poe，1994: 1546) 。在研究坡小说的美学时恰当地关注其中的伦理也切合当代中国学者对文学的认知，陆建德就认为: “文学里的政治和现实的政治是相通的……文学甚至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政治的最丰富细腻的体现。”( 王松林，2007: 3) 事实上，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坡在小说中追求唯美主义效果时，无不流露出“惩恶扬善的道德痕迹”和“对人性乃至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切和忧思”。《面具》无疑就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某种映射，足以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 许广洁，2008: 79) 。除了显性的恐怖美外，《面具》中伦理上隐性的“真”值得深入解读: 政治主体对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的背离、民众对生存伦理的诉求、伦理中权力“弥散”所致的权力冲突和权力转换。通过“恐怖美”的外在表征，坡隐晦地表明了他所坚持的伦理取向和政治立场，告诉人们: 封建统治的灭亡和资本主义民权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 政治主体的伦理背离 　　所谓政治主体，是指在社会政治关系或政治过程中具有主体身份并以其存在或行为对政治资源的配置产生作用的政治决策者和政治参与者( 施雪华，2001: 83) 。据此，《面具》中的亲王普洛斯佩罗无疑是政治行为的决策者，骑士、淑女、乐师、诗人、舞女等是政治行为的参与者，这些政治主体有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诉求。然而，任何统治都必须以信用为基础，必须坚持向善的伦理。亲王对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的背离决定了其统治的覆灭。 　　亲王背离了政治主体的信用伦理。西方社会制度在更迭中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思想: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诚实守信、恪守诺言、践履义务的信用伦理一直是传统政治学中不可缺乏的价值要求( 熊玲君，2005: 157) 。尽管在中世纪出现了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无信用伦理，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如斯宾诺莎、洛克、卢梭等提出社会契约论后，政治信用伦理再次被肯定。坡所在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确立不久的时代，这种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政体自然需要培育和保护。作为作家，无论他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作品既有作者个人特点，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的产物，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趋向暗中参与了创作”( 王松林，2007: 2) 。《面具》表面是恐怖，深层也有作者意识形态的取向: 对亲王背离政治信用伦理的批判。坡借用公共灾害---“红死病”对政治主体进行了考验。作为一种公共灾害，“红死病”来袭时，普通民众可选择逃避也可选择抵御，但以亲王为代表的政治主体的唯一选择应该是积极率队救治，因为这是政治主体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无论这种救助是出自维护其统治还是保护民权。可是亲王“没有站在他的臣民一方”，而是选择了“自我保护”和“逃避”( Santi，2012: 99) ，致使“红死病蹂躏这个国度已有多时”，这是政治主体对公共灾害的不作为。不作为导致了连锁反应: “红死病”肆意蔓延，其域内的民众不复存在，政治主体无统治对象可言，其统治也就自行瓦解。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里，民众始终是政治主体的根基，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怀。众所周知，现代政治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启发下，政治信用伦理被一再凸显，政治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都必须遵循对责任的信用承诺。 　　3. 生存伦理的诉求 　　政治的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旨在维护人权，其中人身权是人权的基础，这是罗尔斯认为的基本权利中的第一项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这是由最低限度的道德所决定的。米尔恩将尊重人的生命作为共同体或者社会生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 任何人不得被任意杀戮; 任何人的生命不得遭受不必要的危险的威胁( 米尔恩，1995:155 - 56) 。在个体人身权的外围保护上，一个国家的政治主体肩负着最主要的责任和义务，放弃则意味着“恶”与“非正义”，其合法性将深受质疑。就自我保护而言，任何个体在不妨碍他人人身权的情况下都有权维护自己生命的存在，这是生存伦理的基本诉求: 命重于理，生存第一 ( 修树新，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