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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史公自序》在我国古代史书编撰思想的沿革 　　《史记》是雄峙古今的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亦是在书籍编撰方面的划时代的著佩《史记》之所以成为了古典编撰史上继《六经》之后又一新的里程碑，是与司马迁卓越的编撰才能和匠心独运的编撰思想密不可分的，而作为《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则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编撰思想。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编撰恩想指的是古籍编撰者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对自己掌握的历史材料做出取舍，借鉴或者创造新的编撰体例，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原则和观念。胡光清认为构成古代编辑思想的三个因素是:编辑目的、编辑设计、编辑方法。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典籍编撰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编撰思想明晰和成熟的时期，司马迁《史记》的编撰思想正是在先秦编撰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先秦时期史书编撰思想述略 　　我国古代典籍浩繁，历代执政者注重编书、藏书事业，更重视发挥典籍编撰的政治和教化借鉴作用。先秦时，古籍编辑事业日渐成熟，编辑思想也逐渐丰富。《尚书·多士》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的“册”和“典”未必是正式的图书，但二字均从“竹”，自然有编排的必要。这些文字的编辑离不开相传黄帝时代就有的史官的贡献，他们形成了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以及最早的编辑体例和思想。夏代的掌书史官是太史令，殷商有史、太史、内史、贞人、卿史等，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他们的编辑工作主要有史料加工和编次成册等《自序》记述司马谈言语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可见司马迁之编撰思想渊源有自。《史记·夏本纪》也记载夏禹作《萧韶》，启时作钳誓》，太康时候作《五子之歌》，仲康时候作《征》等篇目。 　　春秋时期，随着史官垄断制度的崩溃，以孔子为开端的平民教育的推广，以及士阶层的出现和学术下移的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家著述逐渐兴起。孔子编辑六经具有明确的编辑意图，其“述而不作”思想是在史家之外，独立编辑诗、书、礼、易、乐、春秋中形成的。尤其是在《诗经》编辑中所提出的“可施于仁义”理念，带有明显的儒家诗教倾向。他自觉以三代以来的文化传承为己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孔子编订六经，对于我国经典的传播和道统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对中国文化发展而言可谓劳苦功高。20世纪以来出土的先秦简帛所抄写的丰富典籍显示，当时的图书编辑内容丰富，涉猎广泛，诸如历史、地理、科技、法律、兵法、历算等都有典可据。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发现的战国历史大事记载文字己经开始按年系事。战国时期的史官有意识整理史传材料，这为后来的《战国策》、《国语》等著作的成书创造了条件。 　　二、秦汉史书编撰概貌 　　秦代比较有特色的典籍当为战国末期和秦代初年成书的《吕氏春秋》。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辑这部内容庞杂的包含诸家思想的典籍时，充分调动整合了当时门下的文人资源，志在与诸侯文化争胜，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伴随大一统事业进程的中华文化整合和理论建构行为。在编辑思想倾向上，以“法天地”为基本原则，其中十二纪的首篇跟《礼记·月令》相同，体现了阴阳五行观念，也是意图为大一统帝国设计执政的历法和蓝图。纪、览、论相互补充，在体例上也显示了镇密周全的特点，这对后来的《史记》编撰也有一定的启发。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编辑古籍的时期，统治者修建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作为皇家藏书和图书编校场所。开始秦以后的大规模图书收集整理工作，如《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同时重视对政府公文如诏令、奏议、律令格式等资料的收集，这为后来《汉书》、《后汉书》的编写积累了材料。刘向、刘欲父子也开始着力整理国家藏书，他们整理纠正了六国时期各种史籍的并误错讹现象，也促进了我国目录学、版本学和文献学等学科的发展。刘向的拐录和刘欲的《七略》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怅《史记》、《汉书》等史籍的问世，堪称巨献。 　　三、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对史书编撰思想的“破”与“立” 　　《史记》作为中国编辑史上最为耀眼的巨著在西汉盛世应运而生，体现了极为丰富的编辑思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历代正史的编撰。现从编撰目的、编撰设计、编撰方法三个方面来探析。 　　(一)编撰目的:究天人、通古今与成一家言 　　司马迁对历史著作有着高屋建领的编撰目热《史记》的编撰目的，在付及任安书》中表达得非常明确，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比((}}C任安书》写作时间还早的《自序》，其中言“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以拾遗补闲，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