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国际法运用_0.docVIP

分析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国际法运用 　　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失败原因众说纷纭，官僚腐败、体制滞后、军力不济都是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对国际法的运用。从战争开始前的布局造势，到战争开始后的博取国际舆论支持，乃至战争结束后的谈判交锋，日本凭借着对近代国际法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在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步步为营、占得先机，而清政府招招滞后，处处被动。被强权裹挟下的近代国际法不但没有阻挡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反而成了其强大军力的“助推器”，加速了清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面溃败。 　　一、中日在甲午战争中的国际法运用比较 　　(一)从运用的策略上看 　　中日两国对国际法运用的总体策略上看，清政府报定“公理自有公论”理想主义，而日本则坚持“有利才有理”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一点在两国的宣战诏书中显示的非常清楚。1894年8月1日，在丰岛海战爆发7天之后，中日两国发布宣战诏书，正式向对方宣战。光绪皇帝在宣战诏书中称，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应朝鲜之邀出兵帮其平乱，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而日本天皇的诏书中则称，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日本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即使按当时的国际法准则，任何国家也都不应无端挑起对别国的战争。《万国公法》就强调“师出有名”，反对“默武”。并指出:“各国倘受侵凌，别无他策以伸其冤，惟有用力以抵御报复耳。”日本的一纸诏书，将一场蓄谋己久的侵略战争粉饰成“文明之战”，同时给清政府贴上了“野蛮”的标签。这使得当时西方舆论大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反而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二)从运用的环节上看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正深陷于应付西方国家的盘剥和掠夺中，日本趁机对台湾、琉球进行侵扰，清政府无奈地付之赔款以图息事宁人。而日本真正步步为营地为发动战争预做准备之时，清朝统治者却还蒙在鼓里，他们甚至以为1872年《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共结友好的开端。在日本的欺瞒下，中国与日本在1885年就出兵朝鲜问题达成了《天津条约》的一致，约定一国出兵朝鲜要知会另一国，他们混然不知，日本早在3年前就和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济物浦条约》出兵，在不经意间日本己经掌握了出兵朝鲜的主动权。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就确立了海外扩张的最高国策。甲午战争前，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蓄积己久，但由于实力有限和对国际舆论的忌惮，日本不得不利用条约方式进行战前造势布局。首先，以武力方式胁迫朝鲜签订条约，以此从法理上割裂中朝藩属关系。从1876年到1885年的九年期间，日本先后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济物浦条约》和心叉城条约》。条约一方面宣称朝鲜是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却对日本在朝鲜的驻军权进行了明文规定。日本政府的目的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来消除中国对朝鲜实行庇护的法律依据，增强日本对朝鲜的实际控制。其次，以友好为名与中国签订条约，羁绊清军援助朝鲜。日本与中国1872年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1885年签订了《天津条约》，骗取中国实质上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并且让日本对朝鲜有了同样的发言权。最后，与英国签订条约，获取西方支持。发动战争前，日本与西方国家多次交涉，承诺保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并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得了西方列强的谅解或支持，为发动战争搬掉了最后一块绊脚石。 　　(三)从运用的手段上看 　　甲午战争时期，清朝统治者思想僵化，观念守旧，认为只要有国际法在，日本决不敢挑起战端。当时集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训戒淮军主将“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拙。”①单纯的以国际公法以求保全自己，与其说明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不如彰显了他们的懦弱和无能。当清政府发现，国际法的明文规定在侵略者的枪炮面前是如此无力之时，他们又将目光转向了正在掠夺中国的西方列强。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击沉清政府租用的英国商船，清朝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揭露日本破坏国际法的行径，指出“此则衅由彼启，公理难容。”②清政府认为公理在中国方面，希望借助列强之力得到伸张。与清政府注重外交上的“说理”相比，日本的手段则更加多样。首先，重视发挥国外主流媒体的作用。在“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军屠杀中国军民2万余人，日军残暴行为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日本当局重金贿买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在西方记者的见证之下为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把自杀身亡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