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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教学中地域性知识的传承分析 　　根据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制定了《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人才培养要向现代化转化，培养模式应与社会的需求契合一致。在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对高等教育的层次、课类、布局结构及具体的措施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其中课程改革的战略主题必须以人为本，服务当代。就古代文学的教改而言，也应该突显“当下关怀”中以古睽今的现代课程服务意识。那么，作为传统文学、文化的载体，古代文学的教改如何突破“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影响”五大板块固定的编纂叙述模式，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技术等方面挖掘出更多的现代价值，这应该是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多元拓展的方向之一。要实现这一口标，我们认为，若从地域性考量，增加乡土文学的教学内容不失为教改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地域性教学的时代意义 　　因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传统文化多有地域性的色彩，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同样，文学体裁及风格的多样化也与地域的关系密切，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皆有精辟的阐述。但是，与“地域一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相比，古代文学的教材诸如游国恩、章培恒及袁行需等各自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文学地域性的内容皆无系统的介绍。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的教学多侧重于重要作家、经典文本的讲授，注重文学发展的时间元素。这种对古代文学的阐释有时会过于简单程序化而显得单调机械，导致学生在理解与接受的过程中缺乏学习的热情与主动性。所以，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地增加地域性的内容，具有一定时代意义。 　　首先，引人地方文化资源，增加地域性教学，是大文化背景下多元性教学的需要。地域性文化资源具有“文化一地理”交融的特性，包括山水文化、民俗文化、戏曲文化以家族文化等内容，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如果将地方优秀的文化资源融汇到纯文学的阐述，这不仅缩短了教材与学生之间的时空差距，强化了人文底蕴，同时也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古代文学当下性的问题。教育的当下性关怀，是所有课程改革的重点，强调教育的情感与实践，也即将当代性、现实性的内容与固定的课堂传授模式贯通起来，达到教与学的双向交流。其实这也是将书本里积淀的知识“激活”，而地域性教学，因其内容的丰富性、教学的趣味性及实践性，往往能够实现这一教改口标。 　　以往古代文学的教材，多以作家、作品论为主，单一性“史”的描述侧重于事实的罗列。虽然袁行需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立足于文学本位和史学思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关注文学的演进及其雅俗、正变等范畴。但具体到地方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讲授，如果能适时增补地域性的文学因素，这不仅丰富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从感性及边缘的角度弥补主流文学过于理性的不足，还实现了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做到主次分明、雅俗共赏。如《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江西诗派黄庭坚生平及其创作道路的章节，教材只是介绍黄庭坚进士及第后，在叶县、太和等地为官，元丰八年参编《神宗实录》，哲宗绍圣后贬居黔州、戎州，后卒于宜州贬所。这种提纲式的描述，皆令教与学略感乏味。如果增加元丰三年黄庭坚道经舒州怀宁(今安徽潜南)，游览境内三祖山、三谷寺、石牛洞，爱其林泉之胜，遂自号山谷道人的事迹，肯定更能引起安徽省本地学生的学习兴趣。三祖寺为僧璨驻锡弘法之处，历代高僧云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及陆宰等皆游寺题诗，现在寺边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尚有唐代李翱、李德修、吕渭，宋代李师中、周邦彦、徐俯和范成大及明代刘基等的真迹。将这些山水资源、旅游文化资源与教材结合起来，以今证古，古为今用，极大地丰富原有教材的内容，也拓展学生的视野，所以在课外实践中融人专题学习，远比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更有意义。 　　再者，引人地域文化资源，对高校的学科建设及人文底蕴的营造也大有裨益。地域文化除了地域性的特性，还具有传统性及人文性的特点，对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校园文化的营造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地处皖西南的安庆师范学院，就设有皖江文化研究中心、黄梅戏表演基地及陈独秀研究中心。其中皖江文化研究中心，关注皖江地区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对区域的宗教、艺术、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予以大力的研究。黄梅戏表演基地则为安徽本地培养了大批曲艺人才，而陈独秀研究中心也成了早期共产党运动及思想文化研究的重镇。可见，学校学科建设的地域性发展转向，不仅强化了学校的特色专业与人文底蕴，也为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