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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丽战争期间的丽倭关系分析 　　唐丽战争自贞观十八年(644)起至永徽六年(668)年结束，历时25年。这段时间内，日本经历了四代天皇：皇 极(642-645)、孝德(645-654)、齐明(655-661)、天智(661-671)。在唐丽战争期间，高句丽与倭交往日密，本文以《日本书纪》记载为基础，结合《三国史记》、《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试对唐丽战争期间的高句丽与倭交往情况做简要梳理和分析。 　　一、孝德天皇在位期间丽倭关系及分析 　　在孝德天皇在位期间，高句丽和倭之间的交往纪事有五条，值得注意者分别是：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二月甲午朔戊申，高丽、百济、任那、新罗并遣使贡献调赋”;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春正月“戊子朔壬寅，射于朝庭。是日，高丽、新罗并遣使贡献调賦”;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春正月“戊子朔壬寅，射于朝庭。是日，高丽、新罗并遣使贡献调賦”。 　　645年，高句丽遣使赴倭，事实上和此前皇极天皇年间贡物和朝见有关联。据《日本书记》记载：“皇极天皇元年(642)春正月“壬辰，高丽使人泊难波津。丁未，遣诸大夫于难波郡检高丽国所贡金银等并其献物。戊申，饗高丽、百济于难波郡。诏大臣曰：以津守連大海可使于高丽。以国胜吉士水鸡可使于百济。以草壁吉士真迹可使于新罗。以坂本吉士长兄可使于任那。庚戌，召翘岐安置于安曇山背连家。辛亥，飨 高 丽、百 济 客。癸 丑，高 丽 使 人、百 济 使 人 並 罢归”。皇极天皇二年(643)“五月庚戌朔乙丑，月有蚀之。六月己卯朔辛卯，筑紫大宰驰驿奏曰：高丽遣使來朝。群卿闻而相谓之曰：高丽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朝也。”从日本方面的反应看，高句丽642年贡物的使臣并未获得皇极天皇接见，但皇极天皇随即做出了向高句丽、百济、新罗派遣使者的决定。对于643年的“高句丽遣使来朝”则认为是自己亥年以来不朝之后的续交行为。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641年，唐太宗因高句丽派世子桓权入朝，而派职方郎中陈大德赴高句丽答劳，此举实为刺探高句丽虚实。事后，唐太宗在接见陈大德时讲道：“高句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唐太宗征高句丽的意图和言论很可能在当年被高句丽获知，其642年赴日朝贡，很可能是因面临战争威胁而示好邻国的举动，同时也是对上一年倭派使臣赴高句丽的回应。对于643年赴日朝见一事，似乎可以这样解读：642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发动政变，弑杀高藏王，自立为莫离支，集军国大权于一身。643年派使赴日朝见，很可能是以盖苏文为首的高句丽新当国集团向倭说明情况并建立联系。对于大化元年(645)的“贡献调赋”可以理解为盖苏文主导下的高句丽对日政策的延续。同时，因为644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盖苏文弑王无道、违反诏令交接百济侵略新罗为由，派兵分道进击高句丽，高句丽举国震慑。在这种背景下，高句丽645年赴日“贡献调赋”，显然还有通报情况、交结争取的成分。公元647年时，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已然于前一年结束，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却未能灭亡高句丽，此后虽然盖苏文曾遣使谢罪，然而“其言其言率皆诡诞。又待唐使者倨傲，常窥伺边隙”。太宗“屡敕令不攻新罗，而 侵 凌 不 止 ”，故 “诏 勿 受 其 朝 贡，更 议 讨之”。在这样背景下，可以理解为高句丽647年赴日，主要 是通报第一次 唐 丽 战 争的情况，同时继 续 示 好、交结。 　　二、齐明天皇在位期间丽倭关系及分析 　　据《日本书纪》记载，在齐明天皇在位期间，高句丽与倭共有三次交往，分别是：齐明天皇元年(655)“是岁，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进调”;齐明天皇二年(656)“秋八月癸巳朔庚子，高丽遣达沙等进调。大使达沙、副使伊利之，总八十一人。九月，遣高丽大使膳臣叶积、副使坂合部连磐锹、大判官犬上君白麻呂、中判官河內书首缺名、小判官大藏衣縫造麻呂。是岁，于飞鸟冈本更定宮地。时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进调，为张紺幕于此宮地而飨焉。遂起宮室，天皇乃迁，号曰后飞鸟冈本宮”;齐明天皇六年(660)“春正月壬寅朔，高丽使人乙相贺取文等一百余，泊于筑紫。夏五月辛丑朔戊申，高丽使人乙相賀取文等到难波馆。秋七月庚子朔乙卯，高丽使人乙相贺取文等罢归”。公元655年是唐高宗永徽六年，该年“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夏，五月，壬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599该年，齐明天皇重新复位，高句丽遣使赴日，既有恭贺之意，也跟唐丽战争重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