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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问题探究 　　2014 年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作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被明确提出。由此，再一次引发了国内民法界对民法典编纂问题的讨论和热议。 　　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沿革与现状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和编纂工作始于20 世纪50 年代，时至今日曾先后4 次着手起草民法典。1954 年，我国第一次制定民法典，因当时国家处于社会主义改造起步阶段，受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条件所限，民法典的起草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分别于1962 年和1979 年启动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也均因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法治发展形势而未取得成功。2002 年，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集当时国内民法学界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建议，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当年12 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一时间引起了民法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但因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该草案并未在全国人大继续审议，直至现在仍没有结果。 　　基于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民法典的编纂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鉴于此次民法典编纂是基于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提起，因此民法典的编纂再一次成为民事立法的重中之重，并在民法学界、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界专家和立法司法部门分别组织专家团队论证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框架、具体内容等问题。各方面专家在讨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仍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争议，民法典的体系和框架问题成为讨论争议的重点之一，这一基础性问题不统一，必将直接影响我国民法典编纂的顺利进行。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关体系构建的问题与争议民法典的编纂不是法律规则的简单汇编。法律的编纂应当是旨在通过系统、逻辑、科学的立法技术将相关法律规范纳入较为完整的立法体系之下，形成完整的立法文件。我国之前几次民法典的编纂，在体系和结构方面存在着以下争议： 　　1. 德国五编制是否可取 　　对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问题，是借鉴德国的五编制体例还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是历次民法典编纂所重点讨论的问题。《德国民法典》采取五编制，由总则和四编分则(债的关系法、物权、亲属法、继承法)构成。而我国自清末以来，在民事立法方面如民国时期民法典沿袭了《德国民法典》的体例;从学者的研究到法学院校民法学教学的内容，均受到德国民法学的影响，因此德国民法学的立法思维及立法体系对我国民法学的影响无法回避。有学者提出，“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必须突破德国模式，不能过于迷恋德国模式”。事实上，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时代有许多新出现的民法问题需要研究，但民法典的体系即“总则-分则”的模式不会有太大的调整和改变，近年来，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典的理论研究以及2002 年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均保持着“总则-分则”的体例，存有争议的部分只是在分则的具体设置上，如人格权和侵权行为是否独立成编、是否设立债法总则等。因此，基于我国自清末以来形成的民法理论传统，民法典在结构上仍应采取“总则-分则”体例，并以法典的系统性和体系性为目标，编纂一部充分彰显“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精神的民法典。 　　2. 关于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 　　是将人格权单独作为民法典中的一编，还是在“民法总则”中进行规定，也是设计民法典体系时需要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均在总则中的自然人部分规定人格权内容。有学者认为，从20 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格权的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在具体的人格权如生命、健康、自由、隐私等权利之外又产生了一般人格权，它以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为内容，使得人格权形成了较为周密、完整的体系。而民法主要调整的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民事权利主要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在财产权已经独立成编的情况下，人身权也应当独立成编，且在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权便已独立成编。可以说这并非新鲜的话题，也表明立法机关早已有了立法体例上的明确选择。 　　不同意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学者认为，人格权的权利享有主体仅限于自然人，而人格与人格尊严紧密联系，只有自然人才享有人格尊严，因而人格权是与自然人无法分离的制度，且人格尊严不可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人格尊严没有行为规范的问题，只有被侵犯的问题。若是存在侵犯行为，只需侵权责任法予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