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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中反本质主义问题的浅思 　　一、问题的提出与原因分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反本质主义问题的提出，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现象，就是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的回避，而代之以“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是作为”的经验性描述或知识性阐释。这些教材中将文学本质的论述归于本质主义问题，并进而从反本质主义的角度放弃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追问。比如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就明确提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论点。“作为在大学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文学理论与教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以各种关系‘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环境的变化保持不断创新的姿态。”(第2页)王川在《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避开文学本质问题，而直接谈及“文学的含义、文学的观念”以及“文学的属性”等问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牌《上篇文学是什么》中，同样没有明确涉及文学本质问题，而多是从现象入手，谈论了文学的功能与机制、作者、文本、文类、叙事话语等问题。这些文学理论教材在编写中有意回避文学本质问题的做法表明，一方而文学理论界力求改变有关文学是什么的一般性规律的表述的传统做法，力图从普遍规律的把握与揭示转向对文学现象的关注;另一方而，这一做法也体现出部分学者要求进一步扩大文学研究范围的理论尝试。但这却是建立在对文学本质问题回避或否定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做法是值得重新反思的，在反思过程中重新认识文学本质对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为此，本文将在探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反本质主义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论述文学理论中文学本质问题的理论意义。 　　如上所述，文学理论教材中对文学本质问题的回避是与反本质主义理论活动密切相关的。自陶东风于2001年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上发表了《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并明确提出反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开始，国内学术界每年都有几十篇有关此方而的研究文章。这一反本质主义思潮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对本质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对我国学者影响比较大的有伊格尔顿、卡勒等人。比如伊格尔顿在检讨了文论史上诸多有关文学的定义后说:“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形式的、空洞的定义。……如果说文学是一组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以某些共同的内在特性为标志，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并不存在。因此，从现在起，当我再在本书中使用‘文学的’或‘文学’这些宇眼时，我给它们加上了一个隐形的义号，以表明这些术语并非真正合适，不过我们此刻还没有更好的替代者。在此基础上，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说:“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简言之，伊格尔顿从消解文学本质的角度，乔纳森卡勒从大文化或文学现象的角度，共同举起了反本质主义的大旗。伊格尔顿等学者有关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观点，是与同时期西方思想界后现代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为此，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的简要述评是必要的。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大多数学者将“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看做是同义词来加以使用。为此，本文在谈及后现代主义时，也多从解构主义谈起。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其理论观点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里达从结构主义出发又超越结构主义。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就是“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绝对性与封闭性。因此，他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强调了去中心与非中心的观点。同时，他在批判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流派一样，在反对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中，坚决反对主体性与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主体性与人类中心主义是主客二分的前提。福柯等人进一步将这些观点向前推进。比如他将尼采的“上帝死了”换成了“人之死”，从而将近代以来的主体性问题彻底消解。于是，无主体、无中心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也应该看到: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的消亡并非表现出对人的仇视或者彻底地否定人的存在。解构主义不是对先前所有哲学成果的全部解构与消解，它反对的只是现代哲学理论中所强调的本质主义下的单一性解释。在此基础之上强调多义阐释。解构主义所提出的“解构，并非是捣毁、毁灭，解构并非洪水猛兽。解构是一种重建，是一种创造，解构造就了一种新的思维风格。”这种思维风格的形成，是解构主义在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