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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因果关系的后学转向 　　因果问题一直是史家所关心的问题，傅格森(Adam Ferguson) , 1723-1816年)在启蒙运动时期所下的史学现代定义为，将史实按照时间先后记载下来，再加上其发生的原因及其结果。此定义成为近代以来史学的基本内容，m也可见史学界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视。 　　吾人要知道过去，需要先搜集史料，找出事件与事件间的关系，提出说明，因此历史的解释中因果关系占了相当主要的部分。史家将历史解释转化成历史的叙述，这就构成了历史的文本，成为吾人了解过去的重要来源。但如何确定因果，哪些是最重要的原因，哪些是最重要的结果，历来中外史家多所讨论。本文拟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加以介绍，论述后现代主义兴起后对于史学因果关系的挑战及传统中国史学的因果探讨特色，并提出吾人的浅见。 　　一、 主流史学处理因果的模式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崛起，一时之间，行为科学及社会科学相当盛行，量化科技也来势汹汹，似乎因果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历史学可经由“覆盖律”(covering law)的发现而得到科学的地位，终于获得救赎。 韩培尔, 1905-1997年)及纳格尔(Ernest Navel, 1901-1985年)的建构历史。 　　卡尔的因果主张仍是主流史学家采用的方法，亦即在处理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先将可能的原因找出来，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中，列成一个名单，再去探讨其重要性，依其先后，整理出来，若能找出“必要条件”及“充分条件”最好，如在美国总统林肯, 1809-1865年)被杀的事件中，有些人对林肯政策的不满是其被刺的“必要条件”，而凶手John W. Booth对林肯的脑后开枪则是“充分条件”。在思考原因的重要性时，事件发生时特别的情况要比常见的较为重要，如郭查克就反对奥国太子被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因，因为暗杀当时很平常，而当时欧洲局势、各国订立密约的情况才是较重要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种寻求历史原因的方式是从“反事实”(counterfactual )的角度来探讨的。如寻求美国横贯两岸的铁路开通是否对于美国的经济起飞有影响，美国学者就用此方式来进行，亦即如果没有东西向的铁路开通，在使用其他替代方案时，所需要的代价是否较铁路来得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傅格, 1926-2013年)的名著《铁路与美国经济成长》(Railroads and American: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1964)的结论是若没有铁路，造成189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只有2.7%。这种探讨方式引起争议，因为涉及计算的变项周延与否的问题。卡尔对于历史上的“反事实”推论以及偶然因素都相当不以为然，认为是文字游戏，或是输家逃避责任或找借口的一种表现，是弱者的游戏，无助于了解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验证历史因果关系的另类方式。 　　二、 后学对因果关系的挑战 　　后学入华以来，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冲击因人而异，但吾人无法回避其挑战。管见以为，就因果关系而言，有必要对后学的因果观稍作介绍。由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涉及的范围颇广，目前的情况是，好像只要对现代史学研究有所批判的都可属“后学”。因此以下所谈，只限于管见所认 　　总之，后学认为过去是一团混乱，其中并没有故事的轮廓，历史从来都是断裂的，不连贯也非演进的，因此后学家不认为找寻因果关系有意义，因为它不是内建于过去，而是由史家外加其上的。而文字的不透明及不稳定，认知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纠葛，更使得对因果的探讨像是奠基于沙地的建筑，十分脆弱。 　　后学家由此来检视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贡献，归结为由于他将史学视为文学制品(arte-fact)，史家将因果关系作为其作品组成之一部分，并且透过运用其历史想象以及其使用譬喻、情节布置及论辩、意理的偏好及哲学的倾向而形成其史学的预先构图。细读此段，可知后学家最具影响力及代表性的人物，将历史著作当中的因果关系视为由史家自己透过书写的技巧，将自己的主观置入于文本中，并非展示实际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中自然呈现的联结形态。 　　三、 结语 　　后学家提出对于历史因果关系的挑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首先过去是否一团混乱，完全没有轮廓或故事的雏型，这在学界仍有争议。因为，诚然过去发生的一切绝没有像小说戏剧一样呈现出起承转合及动人的情节，但是在吾人开始对于研究对象的接触及检视时，就产生互动，而在过去的茫茫事海里，认知主体的脑海中就会浮出某些形态或模式的轮廓。若说这只是因史家或认知主体的预先构图或其一厢情愿的渴望而产生的，就有问题了，因为就是有了检视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