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由来.doc

試述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由來。 先秦典籍經秦代焚書及秦末的戰爭後，民間及政府的藏書，蕩然無存，所以沒有資料，從事學術研究。自惠帝廢挾書令，文帝獎勵獻書，研究經書的風氣才漸開展，至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漸變成博取利祿的工具，而經學家都希望立為博士，結果有十四博士並列於學官，他們均屬「今文學派」。而十四博士的經傳，皆憑秦末的儒者口頭傳述，靠記憶背誦出來，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記錄成書，輾轉傳授。至於「古文經」則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據說其來源或由牆壁中發現，或為民間獻納，如魯恭王拆毀孔子故居，在其牆壁獲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書。西漢平帝時，劉歆奉命校閱祕閣藏書，覺得這些經傳極為珍貴難得，主張立於學官，但遭受今文經學家反對而放棄。其後，王莽當政，與劉歆關係密切，就憑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書》、《周官禮》、《左氏春秋》與《毛詩》列入學官。自此，擁護今文的舊派，與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針鋒相對，於是造成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除了因文字及解經不同而有爭論外，其實最主要是利祿之爭。兩家爭立為學官及置博士弟子，無非是爭利祿，因為伏生所傳的尚書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於秦焚書時將經書藏於壁內，至漢時才從牆壁取出經書。此等經書必定是古文經，而且亦可見藏書於壁中是普遍現象，並非孔宅是這樣。故當文帝獎勵獻書以後，古文經便會陸續發掘出來，並獻上朝廷，故宮中祕藏有古文經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經全屬劉歆偽作，未免武斷。同時，伏生將所藏的古文經傳與晁錯，經晁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下，就變成今文經。所以錢穆在《國學概論》指出今古文之爭：「其實則爭利祿....非真學術之爭也。」他說得十分正確。試述今文經與古文經之主要分別。 今古文經的分別，不僅在於書寫文字的不同，還有多方面之不同。現分述兩家之主要分別如下： 從經傳版本來比較。今文家的經典底本，除了公羊、穀梁外，大體是古文所寫；但自改成隸書後，一切經典以當時流行的隸書寫本為根據。這些經典，口耳相傳，文義和字句難免有出入，或夾雜有經師個人的意見或解釋。而古文家所根據的經典是流傳於戰國時代以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其中在傳授過程中，為了便利，亦多寫成隸書，但當引經據典時，便經常以原本的古文經典作根據。 從學說淵源來比較。今文家源於戰國至漢初的齊學，喜歡談論天人之理和信奉董仲舒主張的陰陽五行學說，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至西漢末年，更出現了「讖緯」。王莽為了實現篡漢，曾利用圖讖作工具；東漢光武帝亦利用讖書作為自己繼承西漢政權的合法根據。今文經學因而逐漸吸收了「讖緯」的內容。古文家源於戰國至漢初的魯學，比較謹守典章之道，是原始、質樸而紮實的學派。故古文經學家力斥讖緯，以為不合經義，非聖人之作。故兩派學者對「讖緯」分別採取了信奉和排斥的態度。 從研究方法來比較。他們在方法上有「篤守師法」與「通訓詁，舉大義」的不同。今文經的大師，對文字的訓詁和內容的解釋，常有個人的見解，與另一傳經者不同，便形成有「師法」，弟子按師法講經，稱為「守家法」，故經之傳授皆可考。古文家則特重訓詁，而經的內容，由學者細心體會，故經之傳授不可考。 從對孔子的態度來比較。今文家視孔子為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認為六經大部分是孔子所作，亦是孔子「託古改制」的手段，他的微言大義是另有目的，故對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今文家以為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亦是孔子的社會學及政治學思想的所在，所以列在最後。而詩、書是文字的教育，禮樂是道德的陶冶，故詩、書排最先，禮、樂列於次位，而易、春秋排最後。其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由淺至深。但是，古文學家視孔子為史學家，而六經亦只是古代史料，故對六經的排列是按六經的產生先後次序，分別是易、書、詩、禮、樂及春秋；又認為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聖人；亦是古代史乘的繼往開來者。 進一步來說，今文家認為六經是孔子所作，而偏重春秋，其微言大義的精神蘊藏於今文《公羊傳》中；古文學家以六經為古代史料，偏重《周禮》。 總之，今文經學祖孔子，尊他為受命改制的素王，主王制；古文經學祖周公，主周禮，只尊孔子為先師；今為經學派，古為史學派；今出於齊，古出於魯。 試述漢代今古文經相爭之經過。 自從劉歆建議立古文經於學官，但受今文經學者反對後，今、古文經壁壘分明，兩者的爭論從西漢末年一直延至東漢末年，鄭玄遍注群經，混糅今古文的家法，爭辯才結束，前後達二百多年。今、古經之爭論，較重要的，大約有四次。 第一次是劉歆（古）與太常、博士（今）之爭立毛詩、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及逸禮。劉歆於成帝時受詔校訂祕閣藏書，發現有古文經傳，「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他認為今文經傳是秦焚書及禁挾書後的殘存，又宣傳古文經傳的可靠，可添補今文經傳的殘缺。劉歆的意見遭到今文經學家的激烈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