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法律逻辑的产生与发展.pptVIP

三、西方法律逻辑的产生与发展 1、逻辑学产生的两大动因： （1）法庭论辩；（2）公共演讲。 逻辑对于法律的最初的基本影响： 西方逻辑史学家黑尔蒙曾指出，三段论的逻辑形式早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司法判决中就已经有所运用了。 在立法文献中，古巴比伦的《汉漠拉比法典》就是用逻辑的对立命题与省略三段论的方式来宣示法律规则的。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发展的一整套严密的逻辑学体系对于罗马法的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加上古罗马的法学家们对于各种法律概念、法律关系的醉心探讨和细致阐述，终于使罗马法摆脱了其他古代法律体系不合理、不合逻辑的的轨迹，成长为一个博大精深、结构严谨的体系。这种讲究逻辑严密的传统对后世西方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影响至深。 ——贺卫方 2、现代法治的理论基石与概念法学 肇始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大陆德、法等国，盛行于19 世纪中、后期西方各国的概念法学派，坚持法律的逻辑自足性，鼓吹法典万能主义，认为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论。他们中的许多法学家都认为，法律推理就是普通逻辑的三段论在法律适用中的运用，即法律规定被视为大前提，某一案件的事实被视为小前提，法院判决或某一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被视为结论。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与小前提的逻辑必然结果。 因而法律适用过程就是通过三段论法的演绎推理获得判决结论的过程。法官必须严格按照三段论法作纯逻辅的推演，遇有法律条文意义不明，只得探求立法者的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法律以外的因素(如经济、政治、伦理等的考虑，均属于“邪念”)应一概予以排除。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与机器无异”。因此，法官运用法律推理的智力活动就犹如一架“自动售货机”(康多洛维奇的讥讽或者“绞肉机”一一上口投入法律条文和事实的原料，下口输出判决的馅儿，保持着原汁原味。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代必然性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僚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三段论。” “律师所受的训练是逻辑方面的训练。分析、区别和演绎的过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司法判决的语言也大多是逻辑的语言。逻辑的方法和形式满足了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对确定与和谐的追求。” ____霍姆斯 3. 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与辩护 “在法理学中大多数目前最激动人心、最直接争论的问题是有关法律推理本质的问题。” ——芬兰法学家阿纽尔 本世纪初以来，法理学者尤其是美国的法理学者，主要从事法院审判案件的推理方式的批判性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在讨论司法判决过程中，常常模糊地被称之为“逻辑”的东西的实际或恰当的地位，其中大多数人属于怀疑论，怀疑论者试图表明，尽管表面上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起着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它们仅起着次要作用。……而根据较为极端的变种理论，法院判决基本上是任意的。 ——哈特 以卢埃林为代表的“规则怀疑论者”对法律规则能指引法官判决的传统观点表示怀疑，认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法律规则)具有不确定性，从而认为在判决中以法律规则为大前提的演绎推理是没有作用的。 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事实怀疑论者”则认为，初审法院不能准确地确认案件事实，从而对法律推理的小前提的确定性表示怀疑。 一般来说，怀疑论者大都倾向于否认法律推理的作用，认为司法判决过程的真正特点表现为“经验”、“直觉”、“预感”、“情绪”、“偏见”以及其它各种非理性因素。其中，一些比较极端的怀疑论者如美国前法官哈奇逊甚至认为，法官实际上是通过感觉而不是通过判断来判决的，是通过预感而不是通过推理来判决的，法律判决基本上是任意的而不是理性的。 20 世纪70一一-8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批判法学派则把现实主义怀疑论者的观点进一步普遍化和理论化，他们认为“法律推理是政治的”，决定判决结果的既不是法律规则，也不是法律事实，而是政治和法律意识形态，否定法律推理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性。而且，认为法律推理的这种不确定性和非客观性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制度性的。 这种否认法律推理及其作用的主张，也先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对。大多数法学家都倾向于认为，判决必须通过一个表明推理过程的程序证明其合理性。法院不仅要给出判案的合理根据，还要如实地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