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pptVIP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 第十三讲 汪曾祺与当代小说文体 本章重点内容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汪曾祺小说的个人化特点 《受戒》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它在中国20世纪小说散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小说的特征 小说是回忆：描写故乡淳朴的民情风俗、童年的纯真生活 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上的松散自然，生活素材的自由出入——非情节性、反戏剧性 叙述态度平和恬静，语言简洁清淡，节制而富有弹性：“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和谐与唯美的美学追求：“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们当然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是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 汪氏小说观及对小说散文化的自觉追求 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这些风俗民情并不主要用来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也不仅仅作为背景存在，它们作为一个民族集体文化心理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恰恰决定了人物的命运。他的小说没有较强的故事性，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同时，作家又具有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眼光，总能在“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汪曾祺“承前启后的作用（1）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沈从文是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在湘西那块想象中的乐土，创造着他的理想人性 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在创作上 “通过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 形成了“文体风格趋于生活”的共同特点，在理论上对“戏剧化小说”进行质疑，主张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小说或“随笔风格的小说” 汪曾祺“承前启后的作用（2） 萧红40年代创作的《呼兰河传》也是散文风格的小说作品，因其故事性不强而被忽视 新时期汪曾祺的出现，连接上了这种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 汪曾祺小说在文体上的创造，又影响着阿城、贾平凹等一些小说和散文家的创作。表现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汪曾祺关于“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观点，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2—1983年间，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都力图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活困境的解脱和超越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在我国的发展（1） “中国古小说的起源”：先秦的《山海经》等古籍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具有较完整的故事和一定人物形象的篇章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魏晋时期，如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 “唐传奇”：标志中国小说的成熟 宋元话本：对小说创作的进一步推动，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仍有较大的距离 明清时期的小说创作，使小说本身成为了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种体裁，小说家对小说文体的选择仍然是被动的，仍然受制于作品的表现内容。短篇的“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还是长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小说艺术都真正地走向了成熟，但也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在我国的发展（2） 进入现代以后，小说创作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更多地是借外国小说在形式上的灵活多变，来打破传统“章回小说”的陈旧模式，小说家们的“文体意识”开始萌生 20世纪50年代，出现一批以写作短篇小说而著称的作家，在理论界也曾专门就“短篇小说”这一形式进行过讨论，提倡人们重视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但是，除了有人真正看到了短篇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人们都看好长篇小说而出现了忽视短篇小说的倾向；二是当时的许多作家文化水平都不高，创作经验也不足，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