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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国际法视角解读钓鱼岛主权争议 　　一、中日双方支持领土主张的依据 　　中方的依据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优先发现权。中国在15 世纪发现钓鱼岛，比日本人早480 年，且最先给岛屿命名。15、16 世纪的历史文献有详尽记载。比如1403 年的《顺风相送》，是一部记载明政府与藩属国琉球王国使节往返针路，其中提到经过钓鱼岛。1534 年，明朝使节陈侃在出使针路《使琉球录》中提到经过钓鱼岛。第二，长期行使管辖权。从15 世纪到1970 年间，中国有长期管辖、使用钓鱼岛的经历。明政府将钓鱼岛列入海防辖区。1374 年，靖海侯吴祯受命出海巡捕倭寇，一直追击到琉球大洋。根据《明史》卷一三一《吴祯传》记载，巡捕终点为琉球大洋，《明书》卷九五《张赫传》中提到巡捕起点为牛山洋(即今天的海坛岛)。从牛山洋到琉球大洋，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唯一的可能就是沿着册封使节走过的针路，借助春夏之际的季风，经过钓鱼岛，横渡黑水沟。这说明钓鱼岛在明代舟师巡捕范围之内。 　　在清朝，慈禧太后颁发懿旨将钓鱼岛赐予盛宣怀作为采集草药之地。1955 年台湾军队从浙江大陈岛撤退时，暂时驻防钓鱼岛，并射击日本船只迫使其离开。1967 年4 月巴拿马籍货轮“银峰号”在南小岛附近搁浅，台湾兴南工程公司为拆除沉船，1968 年派工人登南小岛，建造房舍并设置起重机等机具。1968 年3 月台湾籍“海生二号”货轮在黄尾屿附近触礁，龙门工程实业公司为打捞拆除沉船，1970 年派工人前往黄尾屿，在岛上建造码头、台车轨道及房舍等建筑。第三，日美官方承认。日本官方在回应地方要求到钓鱼岛订立界标的申请时，表明其知悉钓鱼岛为中国领土。1884 年，福冈人古贺辰四郎(KogaTatsushiro)发现钓鱼岛上有信天翁栖息，收集羽毛可以销往欧洲，获利丰厚。他吁请冲绳县知事。1885 年，冲绳知事西村舍三吁请在岛上订立界标，没有获得批准，外务卿井上馨(Inoue Kaoru)在给内务省的备忘录中写道，“清国已有其岛名。近时清国报纸刊登我政府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言，对我国怀有猜疑，屡促清政府注意。订立界标事宜必须推迟到晚些时候寻找适当时机。” 1890 年、1893 年，冲绳县知事又两次以管理水产、建设航标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并设立国标，都遭到外务省拒绝。在台湾的日据时期，1931 年，台北县和冲绳县为控制钓鱼岛发生争执，东京高等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从历史上钓鱼岛就属于台湾。从外务卿井上馨的复函到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都证明日本认为钓鱼岛为中国领土。此外，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有第三方认可。冷战时期，美军驻扎台湾，定期进行的军事演习需要用钓鱼岛作为射击靶场，美军每次都向台湾政府申请，获得许可方才使用。 　　这说明美国对钓鱼岛的法律地位有清晰的认识。第四，日本地图标识。日本过去出版的许多地图都将钓鱼岛标注为中国领土。在1895 年前，日本出版的地图中，都没有明确标示尖阁列岛，有的地图是只勾勒出钓鱼岛、赤尾屿等图形，未有标注确切岛名。这表明日本恐标注确切岛屿名称会招致中国政府反对。1785 年，日本史地学家林子平(Hayashi Shihei)著作《三国通覧図说》中有《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以不同颜色表示国家之间的界限，将钓鱼岛标注为与清国沿海各省相同的颜色。1850 年，日本秋岩原翬撰《琉球入贡纪略》所附《(琉球)三十六岛之图》，指出琉球属岛只有三十六岛，并不包括钓鱼岛。即便是后来想到钓鱼岛上订立国标的冲绳县令在其著述中采用的也是琉球三十六岛地图。1886 年，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在其编著《南岛纪事外编》中附《琉球三十六岛之图》，并未列入钓鱼岛，书中明确指出钓鱼岛列屿是中国领土。1961 年4 月4 日，日本建设省国土地理院第8 期第8 号承认济(即批准书)批准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志地图中，只标注有日本南西诸岛，没有所谓“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第五，根据条约。 　　中国认为在1895 年前钓鱼岛为中国领土，1895 年通过《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1943 年11 月，开罗会议后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the Cairo Declaration)。1945 年7 月，波茨坦会议后，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thePotsdam Proclamation);8 月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 月2 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表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两项国际条约都要求日本归还所有侵占中国的领土，其中包括钓鱼岛。1943 年《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