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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作为译者的汉学家汤姆斯 　　1814年9月2日，为了赞助出版马礼逊的《华英词典》，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印刷工汤姆斯从伦敦到达澳门，随船带来活字模型、纸张和其他必需品，宣告东印度公司印刷所的成立，也从而奠定了广州商馆汉学研究的基础。如果说澳门印刷所是汉学研究与传播的发动机，那么汤姆斯就是这台机器的操作者。他于 1825 年 3 月乘公司船“伦敦号”返回英伦。在华的11年间，汤姆斯不但印制了自己的英译叙事诗《花笺》，而且为澳门印刷所印刷书刊计12种。对此，晚近有学者苏精曾简略介绍汤姆斯在澳门的情况，提到其身份卑微，但待华人和葡人工匠友善; 同时他提出:“汤姆斯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实在远胜于绝大多数志在来华谋利的公司职员。” 　　然而，这样一位身份卑微的印刷工，何以成为精通汉文的翻译家?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汤姆斯身兼排字工、印刷工、审稿人与修订者，并得到不懂英语的当地人协助。在印刷车间工作时，他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余暇沉溺于各种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了中国诗歌《花笺》。他在1853年回忆当时自己学习汉文的刻苦情景:“为了使用中国的诗意语言，我经常借助萤火虫的光学习，早上早得可以去驾驶阿波罗的战车。”事实上，当时的广州商馆已经开始培养汉语人才。例如年轻的书记员德庇时就被免除其他工作，专心研习汉文，在 1815 年就发表了英译《三与楼》。汤姆斯很快也在1818年12月完成了《宋金郎团圆破毡笠》的英译。在译作序言中，他向马六甲的米怜致谢，因为该译作的注释得益于米怜关于中国风俗的作品;同时他特别感谢马礼逊，披露自己所获微薄的汉语知识，实是受惠于马礼逊的文学和宗教作品。汤姆斯的成功，主要归于他自学成才的勤奋，此外可能也受惠于他的工作(雕刻字模、排版、文稿审读与校对)。因为马礼逊在1815年《字典》“导言”中提到:“对学习汉语的欧洲学生而言，作者建议特别注意字符，作为最终获得语言的最快捷、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在中国任何事情，超越口语交际的共同的地方话题，当被用罗马字母表中的字母表示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难以理解。文字必须呈现于眼前，或心灵，才能被理解。”由此，汤姆斯的学习成功案例成为马礼逊主张的佐证，后者认为欧洲人学习汉语应注重字符。当然，在多年之后，汤姆斯还将自己著作的荣誉奉献给斯当东爵士，因为后者被尊为英国人中汉语研习生之父。当时在西方人看来，汉语是最难学的，所以汤姆斯认为自己和马礼逊、米怜堪称冲破语言障碍、成功学得汉语的光荣三人组。 　　汤姆斯的汉学贡献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为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印刷工，他不但解决了汉字与英文字母并置的字模问题，完成了印刷马礼逊的字典，而且印刷了当时广州商馆人员的著述与译作，从而催生了广州( 澳门) 的侨居口岸汉学研究; 　　二是他的翻译成就，首先是于1820年出版了英译《宋金郎团圆破毡笠》，这个译本1827年又被译为法文，同德庇时的《三与楼》一起，被收入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编译的《中国故事》第三卷。此外，1824年出版的英译《花笺》，曾两度受到雷慕莎的高度赞赏。 　　再次是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最为突出的是1851年出版的《中国商代的青铜器》，即英译《博古图》;以及1829年出版预告的英译《中国史》，译自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最后是关于《本草纲目》的序言和内容的翻译，该作有20卷，配有100多种中草药标本图案。1826年汤姆斯将该译作呈献给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此外，他还在《亚洲杂志》、《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报》、《每月杂志》上发表中国文学译作与论文。同时，他还是1836-1838年间《每月杂志》的印刷商。可见，汤姆斯回到英国后仍然坚持着汉学研究。 　　汤姆斯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与马礼逊、德庇时的横向比较来考量。汤姆斯认为中国人没有史诗类型的诗歌，也缺乏古希腊罗马诗人作品那样的美感。中国大多数诗歌都是即兴创作的短诗，同时，凡是能写字的中国人，都喜欢写诗。他认为这个现象可能跟科举考试中命题作诗有关。然而，科举考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多数人因此依赖于书籍与个人天赋，但没人拥有天才和创造性的想象力。有类于此，马礼逊断定诗歌之所以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是因为诗歌可以指引人们去了解人性的热情或感受，符合中国政治家的教化训诫的理想; 他同时提到: “我们相信中国人没有能被称为史诗的东西。最古老的诗歌作品都是流行歌曲的集子，应政府的要求而作，为了探知当时的民情，成为中国君主获得正确资讯的一种途径。”可见，他也认为中国人没有史诗，同时也关注到诗经传统。汤姆斯和马礼逊对中国文学的想法比较接近，而德庇时则大为不同。德庇时对中国诗歌发生兴趣比较晚，直到1829年才发表《汉文诗解》，并有意识地运用欧洲文学的纯文学立场来分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