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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区域民族史的构建 　　世界史是一部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而整体世界的形成又以区域的联合为基础。在古代，超越现代国界的区域联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倾向，其中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史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法国学者弗兰克·M. 勒巴等认为: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东南亚北部并不以中国边界为限。若干世纪的移民、贸易和政治联系使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民族和中国南方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区的民族有密切联系，可以将这片区域称为大中南半岛( GreaterMainland Southeastern Asia) 。”另外，一些中外学者亦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夏庆霖等先生认为: “中南半岛地区自西向东可划分为6 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即印度板块、缅甸中央拗陷、保山-掸泰地块、昌都-思茅-南邦地块、南海-印支地块和扬子-华南板块。”还有，澳大利亚学者吉汉·威也瓦登认为: 中南半岛“包括东南亚大陆国家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以及中国的云南省和广东省”。 　　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是一个自远古起便存在明显整体性格局的区域。笔者认为，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看，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在政治上分属不同国度，“大中南半岛”的提法并不科学。但从历史地理角度看，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其地质构造与地理环境、民族分布与历史文化亦有许多共通之处，整体性格局非常明显。民族迁徙、互动、碰撞、融合是该整体性格局得以延续至今的关键。因建。本文在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做整体述评的基础上，就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区域民族史的构建思路及其发展线索进行梳理，以为引玉之砖。 　　一、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多维视野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的一些古代史籍中，有许多关于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民族的记载。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外学界对该区域民族古代史的研究是从近代以后才开始的。研究肇始之初，西方学界的导向作用较为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学者的主体地位日渐凸显; 20 世纪80 年代后，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民族史研究百花齐放。中国学者、西方学者和中南半岛国家学者的研究各具特色、相得益彰，从多维视野对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民族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近代时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民族的研究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密切关联。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吞并缅甸本部，其后又征服掸邦等少数民族地区，成为缅甸的殖民宗主国，柬埔寨、越南、老挝也相继沦为法国殖民地。中国和泰国虽保持了独立地位，但也成为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对象。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相关人员开始对其进行调查研究。此期对缅甸和“印支三国”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力量是上述国家的宗主国英国人和法国人，而没有殖民地化的中国西南及泰国民族之研究则英、法、美、日、俄等国人士皆有涉足。无论是宗主国学者对其殖民地民族的研究，还是西方学者对中国西南和泰国民族的研究，除学术目的外，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西方人士不仅撰写了大批民族学著作，还对一些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进行了研究。例如，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古伯里认为泰语民族起源于中国川北陕南一带;美国传教士杜德则提出了泰语民族的“阿尔泰起源说”和“七次南迁说”。 　　事实证明，杜德等人关于泰语民族起源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但其学说经丹隆亲王和披耶阿努曼拉查东等泰国政要和文化名人宣扬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泛起的“大泰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并在国际泰学界产生了恶劣影响。当然，也有少数中南半岛国家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例如越南学者陈重金在其1918 年出版的《越南史略》( 又译《越南通史》) 一书中认为: 法国学者提出的“泰人则沿湄公河而下，建立了暹罗国和寮人诸国”等观点“都是臆测出来的，并无确凿的佐证”。 　　近代时期，西方人撰写了一些涉及中国西南民族的记述，虽鲜见对民族古代史的专题探讨，但对西南民族史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20世纪30 年代至40 年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在传入中国10 多年后，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边政”为核心，一些著名学者以中国西南民族为调查研究对象，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王建民先生在总结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特点时认为: “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早在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萌芽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在付诸实践。”“这种重视历史资料的传统，又通过老一辈学者影响到后来的民族学工作者，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学学术发展的特点之一。”受其时政治局势和学术环境影响，多数学者皆以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为基础，对西南相关民族展开研究。也有一些学者亦以历史文献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