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讨论”一词的中国语境与政治意涵.docVIP

浅析“讨论”一词的中国语境与政治意涵 　　一、“讨论”的准备 　　宪法是党领导下人民参与起草的。为宪法草案的“讨论”提供思想的基础和组织的准备，是宪法修改的决定者---党中央---的使命。 　　( 一) “讨论”的思想基础---依据、批示与标准 　　彭真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和今年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为宪法修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些文件能够成为宪法修改的“依据”，不是党的意志的强加，而是因为“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既如此，这些文件也就当然成为参加宪法修改“讨论”的人们需要学习和领悟的观念基础。“决议”及“十二大报告”相对于“宪法”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细节予以观察。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秘书处，负责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胡乔木任秘书长。但是，“当时胡乔木的主要精力放在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胡绳抓。”“决议”起草完成后，“胡乔木找到邓小平，说身体不好，需要休养，顾不了修改宪法的工作”，请辞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一职。 　　后来，彭真担纲起草宪法，向胡耀邦提出要郑必坚参加宪法起草，但胡耀邦也以郑必坚“还要给中央起草文件”为由予以拒绝。胡乔木无疑是中央认可的主持宪法修改的第一人选，但是宪法的起草和党的“决议”的起草发生了时间冲突。胡乔木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后者上，这种侧重应该不单单是胡乔木自己的，而是中央的侧重。由此观之，“宪法”与“决议”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宪法本身不是“纲”，“决议”乃至党的“十二大报告”才是宪法的“纲”。因为，有了历史“决议”，有了“十二大报告”，宪法草案的“讨论”才有了清晰的方向，“讨论”中的分歧才有了判断的指针。历史不会忘记，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的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批示”是宪法草案“讨论”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关于宪法草案的重要讲话并不见之于纷纷扰扰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具体讨论中。“讨论”主要在邓力群、胡乔木、彭真等少数同志之间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展开。邓小平也经常对秘书处送阅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在“讨论”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做“批示”，比如，“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条文里不提”; “新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同意‘权利与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的意见”; “设立国家主席”; “检察院仍维持现状，不与司法部合并”。 　　邓小平同志对“讨论”意见的经常性“批示”，当然不能理解为邓小平同志凌驾于宪法修改委员会之上，而应该理解为党的领导人对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领导重视”本身就是一项事业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性因素。《百年潮》杂志是这样评价的: “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了这次修宪工作。他高瞻远瞩，深思熟虑，果断地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对新宪法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家体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及时、明确地提出意见，对这部宪法的制定起了决定性作用。”哪些问题不应该或不必要被“讨论”? 以免“讨论”陷入漫无边际。“讨论”中出现的重大分歧如何判明是非? 需要建立标准。“讨论”伊始，也许是思想不统一，也许是受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感召，“这次修改宪法时思想比较解放，许多重要的国家体制问题都提出来讨论过: 如可不可以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 是实行一院制，还是搞两院制; 是继续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是搞加盟共和国、联邦制; 以及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等问题。”也包括“宪法要不要写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存在争议”。面对这样一些重大偏离，彭真同志随即确立了“讨论”的基调，他在宪法修改委员秘书处会议上提出“以四项基本原则统一思想”。此后，在这个基调范围内的事项( 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两院制、不搞三权分立等) 就不需要、更不应该讨论了。不仅四项基本原则本身不仅不应该“被讨论”，它还是“讨论”时秉承的是非标准。肖蔚云先生如是说，“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有好多种意见，也遇见许多问题，究竟写些什么，怎么写? 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有了这个标准，在修改宪法中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宪法修改委员会的“讨论” 　　1982 年2 月27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彭真主持，胡乔木作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 讨论稿) 的说明”。在会上彭真同志说，对这个稿子“可以增，可以减，可以小改，可以大改，也可以推翻”，但也强调“我们的方针是马列主义普通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宪法修改委员会分组讨论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秘书处对宪法修改草案( 讨论稿) 作了修改。其中，“序言”共11 段，有10 段作了修改，还增加了一段; 在全部条文140 条( 指讨论稿，后来正式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