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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依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依宪而行，认真对待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合宪性问题 　　国家立法权的分配涉及一国立法体制安排，是应由宪法加以规定的宪法问题。因此，中央和地方立法权的划分、地方立法权的取得都应有宪法依据并应严格遵循宪法之规定。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也必须依宪而行。我国现行《宪法》第30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划分如下: ( 一) 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 二) 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第100 条规定: “省、直辖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第116 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宪法的上述条款明确规定了地方立法主体只限于省、直辖市和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包括所谓的较大的市或设区的市。根据宪法第99 条规定，地方人大主要的职权和职责是保障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立法在地方的有效施行。1986 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2000 年通过的《立法法》确立了“较大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 　　虽然上述两部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而非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律，但性质上仍不能与宪法相提并论，更不应与宪法相抵触。因此，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授予一直以来都有合宪与否的质疑，如果现在《立法法》修订进一步赋予所有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那么其合宪性应该更为审慎对待。我们认为，从维护宪法权威，增强地方立法权权源的正当性、合宪性考虑，如果要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应该适时修改宪法相关条款之规定。 　　二、从严控制，审慎评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行使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地方立法权的配置、地方立法主体层级范围的确定除了需要依宪而行外，一般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或联邦制，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对于地方立法主体范围和权限大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相对而言，单一制国家地方立法权的行使主体、权限范围要比联邦制下的地方限制多些。如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州以下的市、县、镇等也都有权以立法的形式管理当地事务。( 2)中央立法的完备程度。( 3) 地方治理对自主立法的现实需求。( 4) 地方立法能力。( 5) 国家对地方立法的监督审查能力。( 6) 历史传统等。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地方立法主要是对中央立法的执行性规定和地方性事务的规范。赋予地方以一定的立法权，可满足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因地制宜进行地方治理的需要。 　　但是，也必须注意，维护一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过多的地方立法能否造成法律割据，伤害法制统一，增加人财物自由流动的成本? 而且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还是表现为东、中、西区域层面或省级层面的，省级人大拥有立法权是否就基本可以满足差异性立法的需要? 省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有限，何况省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并不必然需要或导致地方立法的差异和需求。地方立法所谓的因地制宜或考虑地方发展不平衡，满足地方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需要，这有个立法权下放度的问题。从地方自治和民主的角度来看，地方城市甚至更基层的县都应当拥有一定的立法权，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基层民主的现实，主要的地方立法还是应控制到省级，再往下放其正效应会逐步递减，其立法的必要性、自主空间和意义逐渐降低，相反其被部门利益化或长官意志控制的风险和弊端，对国家整体法制统一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反倒加大。因此，在利弊权衡后，还是应审慎扩大市级立法主体，从严控制设区的市立法。要警惕将地方立法的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立法的灵活性，及时解决不同区域存在的特殊社会问题，褪变成为市级立法扩权争利的工具和借口。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法制建设，在国家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以及各省级地方性法规数量庞大的背景下，市级地方立法的空间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设区的市的立法空间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国家法律日臻完善的今天反而要赋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权呢? 20 世纪80 年代，较大的市获得立法权以来，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有2 600多件，但重复立法、景观式立法，与上位法抵触现象较为严重。 　　一些地方立法在内容上甚至条文上大量重复和照搬照抄中央立法或者上位法，地方立法重复中央立法的情况，一般要占到地方立法全部条文的2 /3 左右，更有甚者能占到80% ～90%之多，导致市级地方性法规的意义有限，实效差强人意。在人力、物力、财力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其用于制定更多地方立法上有意义，还是强化对已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有效施行的监督上更有意义? 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是否应对近三十年来较大的市立法的利弊、必要性、立法的地方特色进行充分的实证分析比较，以吸取经验教训? 在赋予设区的市以立法权后，大量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