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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与消解 　　一、宪法条文与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 　　我国宪法并未在公民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舆论监督权”。所谓舆论监督权，其实是一些学者根据相关宪法条文的语义推论出来的概念装置。我国现行《宪法》第41 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宪法》第27 条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学术界普遍认为，结合这两个宪法条文的语义，“舆论监督权”概念便可以在宪法规范层面上提炼出来。对于舆论监督权的内涵，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保障公民和媒体监督公共权力的基本权利，并且与《宪法》第35 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是“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 　　也就是其外延要小于言论自由。本文认为，上述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并且存在着一系列法理上的悖论。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从宪法条文的字面意思上看，舆论监督权的享有主体存在问题。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从《宪法》第41 条的语义来看，“中国公民”才是批评、建议等权利的享有主体。而按照《宪法》第33 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是指有中国国籍的个体自然人。这就意味着，作为职业组织的新闻媒体不可能成为舆论监督权的主体，或者说不能得到《宪法》第41 条的保障。这一论断与舆论监督现实以及人们的日常观念明显抵触。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媒体是舆论监督权的主体，那么又会与宪法条文的语义相悖。第二，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的对象也有疑问。自1987 年中共十三大以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公权力。例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第33 条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但是，在《宪法》第27 条和《宪法》第41 条中，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来说，国家机关不是党组织(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列举的国家机关就没有党组织) 。 　　由此而论，党员干部群体就不是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或者说，他们不在舆论监督权的对象范围之内。显然，此种论断不符合舆论监督的实际情况，而且违背了中共中央历来关于舆论监督的基本主张。由上可知，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概念存在着难以消解的法理悖论，从而无法实现逻辑上的自洽。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我们不可像对待普通法律( law) 那样质疑和批评宪法条文。换言之，按照宪法学的原则，我们不可将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简单地归咎于宪法条文上的“瑕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解释祛除之。并且，正如有学者所言，宪法文本导致的问题很难通过文义、体系和历史解释的方法解决，只能诉诸目的解释方法。也就是要通过探讨宪法在当下背景中被认为应当达成之目的( goal) ，去澄清宪法条文的疑义。目的解释方法属于“宪法理论论证”，需要在宪法文本背后的政治理论中寻找知识支持。 　　而与其他立宪国家的宪法不同，中国宪法文本极具“理论包容性”，它不仅吸收了源于立宪主义的人权和人民主权理论，而且在“序言”中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这些政治理论共同构成了作为宪法文本阐释背景的法理基础。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宪法的整体结构及其理论背景，发掘出相关宪法条文的立法目的，我们才会理解舆论监督权的真实含义，进而祛除其主体和对象方面的法理悖论。 　　二、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和真实含义 　　学术界的通说认为，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主权代表机制。一方是，现行《宪法》第2 条宣示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并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宪法》第1 条和“序言”又确认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宪法学者据此指出，“人民”作为主权者在中国宪法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和作为政治主权者的领导阶级。陈端洪、强世功等学者进一步提出，人民主权在中国有两个代表机制: 人大代表制和党的先锋队代表制，前者以法律上的选举程序为取向，后者以政治上的阶级地位为取向。舆论监督权作为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也必定与这种双重代表制密切相关。而为了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讨后者在宪法文本和实践中的表现。 　　首先，基于人民主权的双重代表制，中国政治秩序中党政权力并存，但是二者的性质和基本运行逻辑不同。黄宗智等学者认为，从《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规定来看，国家机关大体上是依照常规程序行事的官僚制( bureaucracy) 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