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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辽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互动交流 　　一、关于辽代雅乐的描述 　　一切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均与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环境、生产力水平及其他相关艺术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造就了此时代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雅乐亦即如此。雅乐是一种宫廷中所独用的宫廷音乐，自西周以来存在于宫廷之中，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不同的时代背景又注予雅乐不同的时代特点。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兴衰与演变，民族的发展、民族的兴盛、朝代的建立、朝代的灭亡，无一不伴随着丰富的个性化的历史演变，这其中也包含了“马背上的民族”--大辽王朝。 　　辽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 916 年建立，此前的辽国的国号为“契丹”，耶律阿保机通过一系列的征讨征战，使得契丹民族的国力日益强大，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统治机构也随之建立。直至太宗耶律德光继位，于 947 年改国号为“大辽”耶律德光继位之后由于疆土的扩大，汉族人的逐渐增加使得辽国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不平衡的现象，由于不同的种族之间存在着生活上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辽代经济的进步。此时太宗耶律德光在更大程度上实施了辽太祖的“因俗而治，番汉合治”也更加大了对汉族官僚的重用，“番汉合治”的根本思想犹如现今的“一国两制”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调节了民族间复杂的生活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并巩固了大辽王朝兴盛的经济步伐。 　　当一个民族的发展日益强盛时，这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便会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也不例外，顺应于民族生活而出现的马术舞蹈无疑为契丹族乐舞文化打上了生态烙印，除马术舞蹈之外，最具有辽代特色的乐舞当属宫廷乐舞。在“因俗而治，番汉合治”的制度下，契丹族与汉族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呈现了多元文化促进了辽代艺术文化的发展，从而也使得宫廷乐舞展现了独有的文化特质。在辽代的宫廷乐舞中也包含着其他宫廷舞蹈所共有的文化特性“政教性、宗教性、兼容性、集萃性和享乐性” [ 1 ] 基本上延用了后晋乐舞的精髓再与辽代独有的风格相结合，便形成了具有辽代特色的宫廷乐舞体系。 　　雅乐是契丹宫廷盛典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其宫廷雅乐体系始建于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于 947 年(五代十国时期)得到后晋太常寺的宫悬乐，在其基础上辽代又大力吸收了五代十国中后梁以及唐代文化的遗风。其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舞步端庄有序，与中原封建王朝宫廷乐舞相像。一般说来其规模宏大，气派。 　　辽代雅乐是参照后晋时期“宫悬雅乐”创制而形成的。由于后晋雅乐源起唐，所以辽代宫廷雅乐中的八音十二律也“大抵因唐之旧”。辽代建国之初就沿用唐代的“十二和”乐。“十二和”乐包括“豫和乐、顺和乐、永和乐、肃和乐、雍和乐、寿和乐、太和乐、舒和乐、昭和乐、体和乐、正和乐、承和乐。” 辽代雅乐体系的十二和乐每一项都有其各自的职能及其作用，还有相对应的礼仪内容，祀天神时演奏《豫和乐》、祭地袛时演奏《顺和乐》、享宗庙时演奏《永和乐》、奠玉帛时演奏《肃和乐》、入俎接神时演奏《雍和乐》、酌献饮神时演奏《寿和乐》、节升降时演奏《太和乐》、节出入时演奏《舒和乐》、举酒时演奏《昭和乐》、以饭时演奏《休和乐》、皇后受册时演奏《正和乐》、太子出行演奏《承和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雅乐体系是一种具有规范礼仪性的宫廷音乐体系。 　　其规模从《辽史·乐志》记载中可以看出：册礼乐工次第;四隅合置建鼓一虡，乐工各一人;宫悬每面九虡，每虡乐工一人，乐虡近北置拀，敔各一乐工各一人，乐虡内座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乐虡西南武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虡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大乐令一人。 　　辽代宫廷雅乐“宫悬”设置一般为36架，共计381人组成。其中乐宫总指挥(大乐令)1 人，指挥(协律郎)2 人，乐工 246人，舞工 128 人，执旗 4 人、分工明确。舞蹈类型分为“武舞”、“文舞”两种。雅乐中所使用乐器以八音分类方法划分：金(钟、镈)、石(磬、球)、丝(琴、瑟)、竹(箫、笆)、匏(笙、竽)、木 ( 敔、拀 ) 、土(埙)、革(鼓)。礼乐体系，它一直被运用在辽代的宫廷礼仪之中，就是由于在这个时期雅乐被大量的使用和重视，因此雅乐在辽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辽代雅乐与唐宋雅乐的比较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辽代(916-1125)是唐代(618-907)和宋代(960-1279)的中间一个朝代，辽代是在唐代之后产生的，同时辽代比宋代立国要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与宋代却有一段时间是交融的。这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礼仪或者音乐上，北宋建立晚于辽半个多世纪，辽与五代后晋来往甚密，因此辽代传承唐代音乐又影响了之后北宋的音乐，辽代音乐也是唐代与宋代音乐的一个重要过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