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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孙中山和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的分歧 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影响可谓不可估量。在这股风起云涌的联省自治浪潮中，极具地方主义色彩的口号如“粤人治粤”、“湘人治湘”、“浙人治浙”等相继提出，这也导致地方军阀如陆荣廷的“大广西主义”、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段祺瑞的“北洋主义”等主张皆被迫放弃。何谓联省自治？其内涵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治，即由各省拥有自己的省宪，并依照省宪组织省政府，各省管理本省的大小事务；一个是联省，即各省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央政府，制定国家宪法，以联邦制来作为国家政体，以达国家统一之效。而陈炯明正是主张联治最力的地方军阀之一，孙中山的联治思想初期也是如此，后来因中国政局的变幻而经历了一定变化，到联省自治浪潮中已演变为反对联省自治，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人的关系也因为联省自治上的分歧而宣告破裂，这也直接影响了国民党的北伐，对当时整个中国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孙中山联省自治思想的演变 目前国内史学界的看法是孙中山为中国最早的联省自治提倡者，早在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兴中会的誓词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第 10 页），此合众政府虽不能明确是指联邦制国家，但以孙中山的经历来看，他毕生都十分欣赏美国的联邦制政体，因而此合众政府当指联邦制国家无疑。1897 年，孙中山在横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就明白无误地表示革命后的中国，当实行联邦共和之治，他说，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豪杰互争雄长、无辜百姓受祸连连的现象，原因就是“皆由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而要想避免历史出现这种循环，“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一法，而兴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竞其野心。竞其野心之法，惟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第 101 页），在此，孙中山关于革命后建立由中央政府驾驭的联邦制国家的主张已经十分明确。在 1906年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四号上，革命党公开提出：“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非吾党日以为建设中国无上之宗旨乎？使吾党之目的而达，则中国之政体将变为法国之共和，美国之联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应邀回国组织政府，在途径巴黎发表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在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之责；但于各省之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财政、外交，则气息自联贯。 综上所述，此一时期的孙中山是极为推崇联邦制国家的，此联邦制国家即联省自治。 可是，孙中山等人在辛亥革命后按联邦制度模式积极倡导组建的新政府，却没能发挥国人预想的作用。社会上新旧势力矛盾冲突十分激烈，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各方势力掣肘下，难有作为。清政府本就是因各地督抚的宣布独立而宣告下台，独立后各省督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都自行其事，中华民国图有统一之形，而无统一之实，中央政令难出京门，归属中央政府的财政形同虚置。在这种尴尬和无奈的现实下，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此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建立联邦政体的条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封建王朝虽然推翻，但是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并带有封建性质的地方军阀却遍布神州大地，如任由联治政体实行下去，极有可能导致地方割据的形成，中国还需武力铲除这些阻碍民主共和发展的社会毒瘤。只是当时的孙中山还没完全认识到此时的中国革命并未完全成功，或者他还没完全下定决心再行武力扫除民主障碍，他只是需要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很快到来，1920 年，一场积蓄许久、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展开了。 最初，孙中山对此时的联治主张在公开场合还是表示积极支持的，他在 1921 年发表的《统一南北意见》中，表明他本人正“亟亟从事开联省制”，并将以“余之所持之联省制”作为上海和会与北京谈判的“两大条件”之一，孙中山甚至还强硬地表示：北京政府如果不接受他的“联省”条件，他将以南方统一北方。但孙中山很快认识到联省自治的理论在实践的过程中被各地军阀利用为拥兵自肥的工具，联省自治要求建立的联邦制被地方军阀演变成为邦联制，民众并不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国家也不能实现事实上的统一。他说：“今之行联省自治者，其所谓一省之督军，总司令、省长等果有以异于一国之皇帝、总统….省政府则亦以省宪为装饰品，利于己者，从而舞弄之；不利于己者，则从而践踏之”（第 34 页）。孙中山的看法是正确的，后来李剑农对联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