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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冯友兰抗战时期思想贡献 　　抗战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战前许多问题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或获得解决，或获得新的认识，有了解决的可能。而战前备受垢病的所谓“新儒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因抗战而获得了思想的“新开展”，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儒家义理经过战争检验，获得了“革命性”更新，儒家学术以全新姿态重新归来。 　　[发愤忧时之作] 　　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八年抗战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但中国的学术思想却没有因为战争而退步，反而因战争的强烈刺激，获得了外部动力，取得空前发展。那时，中国知识人为了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社会进步，坚守岗位，埋头苦干。无论生活环境困苦到何种境地，知识人都能结合抗战时期社会变迁，通过对伟大时代的真切体验，创造出非凡业绩。 　　[接着程朱往下说] 　　据冯友兰自述，“贞元六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是一部书分成六个章节而已，分开就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种，合则称“贞元六书”。至于著述宗旨，冯友兰强调，主要是为了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进行反思。凡是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受到了什么阻碍，感到了某种痛苦，然后反观经验，提供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元六书”实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在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新原人·自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此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冯友兰期望中华民族经此抗战以达民族复兴、民族重振之目的。 　　[“通往自由之路”] 　　《新知言》是冯友兰抗战时期所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在此之前，他在“贞元六书”系列中还有一部《新事论。 　　《新事论》是冯友兰在抗战时期继《新理学》之后写的第二书，也是从长沙继续西迁至昆明之后写的第一部书。那时，昆明有一个刊物叫《新动向》，《新动向》的负责人向冯友兰约稿，于是有了这12篇连载，后来结集定名为《新事论》所谓事，就是理在事中那个事。事论提织寸于理学而言。” 　　其实，更奇怪的是，冯友兰当年对这些批判文章，一概不看，一概不理，他的理由是:“在50年代，我的每一部书一出来都受到邹寸的进步人士的批判。我当时对于这些批判，一概不理，也不答辩。我当时想，他们不J懂，我同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由此，不难体会到冯友兰的自信，他自信自己不是简单地照着程朱往下讲，而是“接着讲”，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容纳了西学，抛弃了程朱乃至中国古典思想中的缺点，至于中国古典的优点，冯友兰自信在“新理学”的架构中都获得了尊重、发展。他认为，在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有首要地位，哲学家能为这场伟大斗争所作的工作，就是为民族复兴寻找历史的、哲学的依据，他认为，“Y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涣映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我当时的哲学思想，也接近于程朱道学。在当时希望对于抗战有所贡献的人，只能用他所掌握的武器。我所掌握的武器，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器”，于是就接着程朱“往下讲”。这是冯友兰抗战时期思想创造时的心迹，很值得研究者再三回味，给予“同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