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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创业研究的正名与定义 　　一、正名的困境 　　但凡了解创业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创业像任何一个新兴学科一样，研究者为取得学科的正当性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识别和规划该学科的独特研究领域，即其他学科无法解释或说明的现象(Shane amp; Venkataraman,2000)。这些定义主要围绕着谁是创业者、创业者做了什么、创业的结果这三个视角，熊彼特把创业等同于创新(熊彼特, 1990)，科兹纳认为创业就是敏锐的创业者的套利过程(Kirzner,1997)，巴穆尔则关注创业的社会效应(Baumol,1996)。目前，这种所谓的学科正当化努力依然没有取得共识，因此其他学科的学者完全有理由怀疑创业研究“独立”的必要性，这当然使从事创业研究的学者倍感挫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Veciana(2007)看来，主要是学者们力图完成的空洞的、难以完成也没有价值的创业定义工作。在他看来，创业定义根本无助于创业研究的进步，恰恰相反，它只会使创业研究遭致怀疑、陷入混乱。 　　Veciana的这个观点颇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因为这与主流的认识是完全相反的。虽免不了“言必成希腊”的俗套，但简要交代现代主流研究方法的历史还是有助于我们了解Veciana观点对传统认识的“反动性”。据《形而上学》(Aristotle,2000)一书描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探寻(事物)本质是很自然的(研究)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寻找事情的美德和基本原理，探求术语的真实、不变或本质的意义，这自然就产生了通用定义的问题，这在科学哲学里被贴上了“方法论的本质主义”(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的标签。这种关于事物本质定义的方法为柏拉图及众多哲学家所认可和追随，并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正如波普尔(1986)所指出，他们坚持这么一种观点：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和描述事情的真实本质，即他们隐藏的真实或本质。从这种方法论熏陶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在研究任何现象时，总是力图首先定义该现象、认识现象的本质。一点也不奇怪，今天受到这种教育的研究者在从事创业研究时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试图定义“创业”，并乐此不彼地定义和描述这个概念的本质，即定义这个概念的最本质或最重要的特点或属性，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几乎每个研究者在评论、批评别人的定义后总是提出新的定义(Venkataraman,1997)，创业现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依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二、创业定义研究成果简述 　　下面我将简单地回顾一下科学研究中涉及创业领域的研究者在创业研究、特别是创业定义所取得的成绩，当然，这个所谓的成绩是不完全的，只是摘取了本人所接触到的、并且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部分内容，挂一漏万几乎难以避免。 　　被公认为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压根就没有提到过企业家，在他的著作里只能看到资本家，大卫·李嘉图也是如此，坎蒂隆(Cantillon)是较早一个明确提出了企业家及其作用的经济学家，包括赛伊(Say)、马歇尔等人也开始关注谁是企业家、企业家做了什么，他们关注的是企业家在经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即创业职能或企业家职能。后来的经济学家陆续投入了对企业家的研究，当然，他们的研究结论非常分散，并没有取得共识，包括企业家作为风险承担者、管理者、产业领导者、协调者、合约人等，各种五花八门的职能都有。他们所使用的定义方法也是本质主义的，力图刻画出企业家最主要的特性，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多么的无效。 　　马克思·韦伯开始转向研究文化、宗教等各种社会因素对企业家精神起源的影响，他的著作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后来者，特别是从历史视角开展的研究描述了企业家的个人成长经历、企业家类型、各个时期企业家的职能等，这些研究成果所造成的影响无出韦伯之右者。 　　现代创业研究者特别关注熊彼特开创的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的观点，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创新是创业的本质，并描述了五种创新形式(熊彼特,1990)。后来的柯芝纳认为创业敏锐性是创业者的根本特征，企业家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发现市场的无效性并利用这个无效性开展创业工作推动经济走向均衡(Kirzner,1997)。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学家开始采用各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力图描述出企业家群体与普通大众心理特征的区别，他们列举了成就需要、冒险性、自我控制等不下十几种人格特性作为企业家，特别是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因素，这些结论是如此的多样化和不兼容，以致使得这种研究方式逐渐走进了死胡同，这种列举式的本质定义法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心理视角的失败给管理领域的其他学者提供了一个教训，他们转而从行为视角，也就是说企业家到底做了什么工作或什么样的行为使得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群或区别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