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渔业经济建设路径及其困境.docVIP

浅谈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渔业经济建设路径及其困境 　　20 世纪初，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渔的政策打击下，中国的渔业经济发展呈现出衰落之势， 虽然传统渔业社会试图挽救这一颓势， 但由于自身结构性缺陷不仅无法实现自我救赎，反而在外力的冲击下呈现出无序化竞争，恶化了渔业的经营环境。而当渔业社会自我救济的功能失效之后，国家自然就成为社会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但问题在于， 通过国家力量的介入来救济渔业势必引发渔业社会的本能排拒， 那么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自然成为政府必须破解的难题。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并没有对此进行细致而具体的回应，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江浙渔业税费征收的考察， 探讨20 世纪30 年代后在政府力量的介入下， 国家擘画与地方意愿呈现怎样的利益纠葛与纷争， 从而对理解近代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及政府与社会的疏离关系有所裨益。 　　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渔业生产依靠的主要是人力，并处于分散的小生产状态。在帝国主义侵渔政策的冲击下，渔业的外贸结构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据统计，从1900-1935 年的36 年的时间里，在中外水产品输出入状况中全部是入超， 其中1932 年入超关两。渔业经济的衰败导致大量渔民纷纷破产，不仅恶化了整个渔业生产环境，更增加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国民政府成立后， 即着手对农村以及渔村等下层生活状况作一系列的调查，从而为民生救济提供现实基础。1932 年陈公博就任实业部长后加快了对渔业救济的速度， 并在他的督促下就渔业经济建设出台了包括建设灯塔、购置渔轮，加强气象仪器设备的添置，以及人才培养，渔业养殖、购销等一揽子计划。但所需资金甚巨，据估计仅“ 关于建设方面如渔港鱼市场之建筑，中央水产试验场盐鱼制造厂等之设立认为必不可少，所拟预算草案，约需六百万以上”。这对于财政困窘的国民政府来说确实难以承担，因此，“ 取之于渔，用之于渔”这一思路自然成为实业部资金筹措的优先选项， 不久即提出了征收渔业税以实现筹资之动议。 　　至迟在1932 年9 月，关于重征鱼税的流言已经在坊间流布，渔业界遂大起恐慌。9 月底，上海冰鲜鱼行同业公会及江浙各帮冰鲜渔商闻讯后， 分投呼吁，“ 誓达到永远豁免鱼税之目的”， 揆诸渔业界反对之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政府命令不应该反复，这样会失信于民。其二，渔民生活“ 已濒破产绝境，保护不遑，何堪朘削”。必须指出的是，实业部本身没有擅自制定税种与征税之权力，这一法理上之困境也难以获得民众认同。对于渔业界的强烈反对， 政府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以抚民心。11 月20 日，实业部长陈公博莅沪邀请渔业团体领袖晤谈，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删繁就简，“ 整顿其他繁苛”，使渔业税成“ 单纯之税则”;第二，减低税率。原定“ 税率最高为百分之五，现在减百分之二”;第三，所收税款由专门机构保管，并“ 用于渔民建设事业”。但这种让步并没有消解征税给渔业带来消极影响的担心， 如代表张申之指出“ 若将国府明令已撤销之鱼税，重行征收，实不堪重负”，坚决请求“ 豁免”。由于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存有分歧导致这次协商无疾而终。 　　二 　　初次尝试出师不利显然与实业部对中央权威过于自信，其政策设计过于本位化有关，在遭到渔业社会的强烈抵制之后，实业部也开始了反省与变通。为了显示政府建设渔业经济的诚意并体现对渔业社会的尊重， 实业部于1933 年初决定联合渔业界共谋改进渔业， 遂有组织渔业改进委员会计划之动议。1 月30 日，江浙区渔业团体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参加江浙渔业改进委员会，以求共同建设渔业经济之宗旨，其职责有二：“ 其一，关于各项渔业建设之设计及指导建议事项。其二，关于渔业建设费之筹措保管稽核及分配用途事项。”渔业改进委员会的创立， 说明实业部对渔业社会的主体地位给予了认同与支持，不仅援引了渔业界素有声望的代表参加，同时把渔业税调整为渔业建设费，化解了税赋征收的非法性困局。但必须指出的是，成立江浙渔业改进委员会虽然从名目上来看政策执行主体发生了变化，且向渔业社会让渡了部分权力， 但其施政理念和路径却没有改变， 政策推行的动力仍然是权威资源，只不过这次增加了社会名流的声望，但这种无形资产因缺乏民众的广泛认同而显得空洞无物并在与现实的利益博弈中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把建设费的征收附加在鱼行身上，这在鱼行看来是无法承担的。因此，反对最为强烈者即为鱼行， 他们指出“ 按渔业习惯， 渔民捕之于海，渔商运销于市，所以鱼行售出之货，大半由渔商运轮而来，若建设费由鱼行扣取。事实上变为渔商独任负担，更非事理之平”。甚至把矛头直指渔业改进委员会，对其并非为了“ 如何集思广益， 图谋设计以求渔业之改进”，而是“ 亟焉惟以征收费用为讨论之中心工作”的无良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并对其成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表达出严重的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