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康有为的“建国方略”.docVIP

浅谈康有为的“建国方略” 一九二七年 , 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历史发展和学术演进方向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头。 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面对共产党蓬勃的势力发展日益忧虑，进而发动了一次以纯洁国民党队伍为目的的“清党”运动，自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立成为中国政治新的主题。 而从一九二六年就开始的北伐战争，则以高歌猛进的姿态对自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地方军事力量进行讨伐，并在一九二七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场胜利也意味着北洋军阀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一统时期的到来。 同样，也是在一九二七年 ：刚刚还在自己七十寿宴上与溥仪频繁互动的康有为，却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因为一次可疑的食物中毒而在青岛离世。稍后，虽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却依然担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则选择以自沉昆明湖来终结自己的生命。康有为和王国维的死或多或少都与北伐有牵连。不过，对于康有为而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则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参与张勋复辟之时。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康有为则已经被时代视为“历史人物”。在陈独秀等人努力将儒家“塑造”成专制和愚昧的象征以使之成为民主和科学的对立物之后，康有为却依然坚信没有文化作为基础的制度形态难以发挥其实质的效用，并试图探索一个超大型的、多民族国家的独特路径。而这一切都恰好成为新文化运动诸公信手拈来的儒家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铁证，康有为本人也无可逃避地成为这个铁证环节中的“人证”。概而言之，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与现实的政治发展之间已经筑造起一堵厚厚的墙。 在“革命”叙事被国共两党共同接受为“政治正确”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线索中，康有为的政治行为被分为前后两橛，即“戊戌变法”之前因提倡变法而引领时代，戊戌之后因日渐反对革命而落后于时代。这样的叙事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中国已经发现了一条迈进现代的道路。 即使是在儒家发展谱系的内在性描述中，康有为也长期被置于边缘地带。在大学儒学系统“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尝试下，肯定民主和科学成为儒家道德理想的内在发展需要。在这样的趋势下，儒家的实践性导向被贬抑，基于儒家立场对现代性的反思被视为对于现代性的抗拒，而基于今文经学的立论方式则被钱穆等视为晚清学术的“末影”，认为其与以实证和推理为特征的现代科学格格不入。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的末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难以从已有的模式来解读中国式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而对于政治、经济独特性的分析必然会导致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注。与此同时，多元现代性的理论也导致多元合法性思潮的兴起，这既造成了主流价值观的破产，也使得多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大陆的儒学复兴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不断发展。 与倾向于阐扬道德心性的港台新儒家不同的是，大陆新儒家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性和政治化的倾向，其表现并不仅仅体现为身处大学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理论阐发，而是遍及宗教、教育和政治实践诸方面 ；其价值取向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接引，而是对现代性抱持一种强烈的反思态度。在这样的趋势下，康有为终于得以从由他自己、不同政治派别和擅长发掘各类掌故的历史学家的“陈旧”故事中解放出来，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思考重新焕发出其对于现实的参照意义。按张旭的说法，甚至形成了一种“新康有为主义”的思潮。 如果，“新康有为主义”是为了摆脱以前的种种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不只是添加新的标签的话，我们就需要拒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解读，需要仔细打量康有为所面对的问题，笔者关心的则是“建国”的问题。 “建国”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如何从一个王朝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 ；二是如何设计这个新的国家的内部秩序和治理体系。 康有为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世界格局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格局，即所谓万国竞逐的争夺之世，也被康有为称之为“新世”。面对这个“新世”，康有为认为要将他内心所追求的大同世界秘而不宣，大同的世界虽然符合王者无外的儒家天下理想，但是，并不切合依然处于小康阶段的时代需要。基于对公羊三世和进化理论结合的历史哲学，康有为的政治哲学处处展现出他对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任务的确认。 既然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对内文明，对外野蛮”（杨度语）的内外有别秩序，那么中国所应提倡的就是“霸国主义”，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完成“保国”、“保种”的目标，而不致成为列强瓜分的目标。面对欧美列强对于中国的掠夺和印度、南美等国因为分裂而被殖民的教训，康有为认为中国只有维持统一才会具有竞争力，所以他反对章太炎、孙中山等基于激发种族仇恨而推行的革命主张，认为新的民族国家应以清王朝的版图为基础，担心由种族革命而引发的周边民族的分裂。 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