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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成吉思汗的纪念活动 　　一、前言 　　京师同文馆( 以下简称同文馆) 作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外语学堂，在教学管理和组织机构方面进行了探索。在早期阶段，同文馆虽是一个教学机构，其实它更像一个衙门。同治六年( 1867) 天文算学馆设立以后，同文馆进行了制度改革，管理体系更趋完善，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教学组织机构，它既有纵向的层次结构，又有横向的部门结构。具体地说，同文馆的组织层次结构分为决策、执行两个层级; 组织部门结构包括各外文教学馆、各科学教学馆、前馆和后馆以及各教学辅助机构等。这些构成了同文馆整体的组织架构。本文拟对同文馆管理系统中的组织层次结构及其利弊得失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晚清外语学堂管理系统及学校组织机构变迁的情形。 　　二、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概览 　　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系统分为决策和执行两个层级: 决策层级包括总理衙门大臣、同文馆管理大臣和清廷总税务司兼任的监察官; 执行层级则包括同文馆总教习、提调和帮提调、教习和副教习及助教等。 　　( 一) 决策层级 　　1. 总理衙门大臣 　　总理衙门( 又称总署、译署) 是晚清主管外交、派遣驻外使节并兼管通商、关税、海防、路矿、军工、邮电、同文馆以及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由皇帝特简( 按: 皇帝对官员的破格选用) 的大臣组成，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和章京两级职官。咸丰十一年( 1861) ，总理衙门成立，接管了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交往事务，由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三人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此后人数不断增加，光绪十一年( 1885) 曾一度达到13 人。除奕?、桂良、文祥以外，晚清重臣李鸿章、倭仁、翁同龢、郭嵩焘、曾纪泽、左宗棠等先后担任过此职。《钦定大清会典》规定总理衙门的职责和议事方式为: “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制，书币聘飨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王大臣率属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每日集公廨以治庶务。”王大臣率部属“每日集公廨以治庶务”的这种全体大臣合议的决策方式，颇有现代行政组织中合议制的精神，总理衙门对于共同商酌的事项，由全体大臣联衔具奏于皇帝，或咨劄照会有关部院和人员。对于同文馆的馆务，同样是经由这一程序办理。若对该馆有所令示，则统称为“堂谕”，即表示该馆是在全体大臣隶属之下，即使在派有专管事务大臣期间，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仍经常参与馆务，甚至主持其事。虽然总理衙门大臣掌管的外交、商务、军事、经济等领域的事务非常多，但同文馆教育也是其关注的重点。他们事必躬亲，事无巨细，不仅参与同文馆的决策和大政方针制定，而且也参与接待新生、出题、监考、阅卷、巡视等非常具体的事务。翁同龢记述: “(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 初二日……偕樵赴同文馆查课，与总教习款曲，提试六人，以洋译汉。”这种处事方式虽有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善于抓主要问题之嫌，但也真切地反映出他们对同文馆的重视和对培养外语人才的渴望。 　　2. 同文馆管理大臣 　　“同文馆管理大臣”一词来自《钦定大清会典》，但在奕?呈奏的《请饬派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折》中，又称其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同文馆题名录》中则又称“同文馆专管大臣”。为方便讨论，本文一律称“同文馆管理大臣”。同文馆管理大臣一职系奕?于同治六年( 1867) 正月以新设天文算学馆学生之汉文已有根基，毋须添设汉教习，但恐外界误会同文馆“专以洋人为师”，故奏请设“群情宗仰之一人”以为师表，“请旨饬派徐继畲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于是，“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于当年被任命为首任同文馆管理大臣。根据《钦定大清会典》，同文馆管理大臣“于本衙门大臣内特简，无定员，掌通五大洲之学，以佐朝廷一声教”。因此，让堪称“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从事文治声教的事业，是奕?等人奏请设立同文馆管理大臣的初衷之一，反映出总理衙门对同文馆的重视与期望。但由于同文馆之争，招选学生学习科学的计划搁浅，徐继畲难以有所作为，只好于同治八年( 1869) 以老病乞休。迄至光绪中叶，社会风气出现明显转变，对外语学习显示出进一步的认同，甚至光绪皇帝也都亲自过问同文馆的馆务状况及外国语文学习之情形。曾纪泽记述，光绪十五年( 1889) 二月二十五日，他觐见光绪帝，后者“问中国通洋语者多少”。翌日，“皇上问同文馆事……问西洋语言文字之大凡”。同文馆因此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其学生人数、课程、规模等都已大为扩充。光绪十五年( 1889) ，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考虑到“现在交涉事宜较前倍多，翻译言语文字最关紧要”，而近年“招考学生额数加添”“汉洋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