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殷夫诗歌的“类”的自我表现.docVIP

浅谈殷夫诗歌的“类”的自我表现 　　殷夫是中国无产阶级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在他21年短促的生命里，留下了一本诗集《孩儿塔》和110首诗以及若干译诗。殷夫的诗歌最初以个体与群体二元分裂或共存的方式作“我”的自我表现，这与他受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影响有一定的关系。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诗人自觉地将个体追求与现实革命及底层民众的命运结合起来，积极投入到“普遍的生命之流”即社会的“大我”中，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心灵的本能体验，从而上升到“我们”的即“类”的自我表现的新高度。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的基础上，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实践的意义上提出了“类”概念。而事实上，“类”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黑格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揭示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奥秘，第一次提出：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类”意识，并作了“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著名论断，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奥秘在于：它能把“自我”看作“对象”，同时也能对把“对象”看作“自我”。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所说的“类”的“我们”并不是作为历史主体的“我们”，即那个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而是纯粹抽象的精神主体。马克思的“类”哲学则超越了黑格尔的精神主体说，从“有意识的自由的”人的社会生活即与生活结合的社会实践主体中寻求答案。本文将从艺术思路、抒情主人公塑造、运思策略诸方面探讨殷夫诗歌立足于社会革命历史实践而来的从“我”的自我表现至“类”的自我表现的诗歌成就及其革命浪漫主义诗歌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及其对中国新诗的启示性意义。 　　一、诗人与时代契合：从艺术思路看“类”的自我表现 　　殷夫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而浪漫主义诗学的核心是自我表现。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自我的问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个别的自我意识”和“普遍的自我意识”两个概念。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是一个个体概念，而一般谈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其实是指“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也就是“我”的自我表现。而“普遍的自我意识”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表现，即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生命，而是整个“类”的生命。由于“普遍的自我意识”也属于自我的范畴，即“类”的自我表现，这种“类”的自我表现所抒发的情感不再是诗人小我的情感，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且较之“我”的自我表现还提高了一个层次。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殷夫自觉地将个体命运与现实革命以及底层民众的命运结合起来，在现实的、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的自我表现自然地转向“类”的自我表现。 　　二、“我”与“我们”融合：从抒情主人公看“类”的自我表现 　　在20世纪中国革命浪漫主义文艺发展史上，“类”的自我表现是在“我”的自我表现上发展而来的。后期创造社的诗人群体偏于以个体分裂的“我”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他们一方面置自我于个人天地，完成个人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方面置自我于时代背景，完成社会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以创造社元老王独清为例。他在欧洲留学时感受到西方文明其外表下那束缚人性的本质，以社会斗争为内容作出了“把这繁华的巴黎城用火来烘一烘”这样属于社会的“我”的自我表现，而与此同时他在《玫瑰花》《劳人》《我漂泊在巴黎街上》等诗中又作出了诸如“今日，/我却成了一个放荡的，无希望的人?”，“我迈开我浪人的脚步”，“我不知道，/向那一处走去，/才是我底，暂时的住家??”等个体抒怀，这是一种以一个无奈而悲哀的现代浪子的形象为抒情主人公的“我”的自我表现。当他归国后在革命形势的热烈感召下，又写出了《11DEC》《锻炼》《零乱章》这样以革命的启蒙者为抒情主人公的、表现广州起义等社会政治方面的诗，总体看来，王独清的诗作“双重人格”的自我表现十分明显。太阳社的诗人则偏于以个体与社会二元共存的自我表现来显示个性解放抒情，即在共时态中把个人小哀乐的低诉和时代大斗争的张扬共存于“我”的自我表现中，从而来作一场双向交流、互为因果的双面人生的自我表现，这在冯宪章等的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冯宪章1928年出版的《梦后》诗集就比较典型，其中《给--》一诗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抒情逻辑：激起“我”的仇恨并鼓励“我”去和旧世界“决个我活你死”的是“黑暗的社会”，因为正是这个黑暗的社会逼着“战败归来”的“我”只能“旧夜都匿在黑暗的书房”里，不能跑到“爱我的你”那儿去“领受你的温情与柔意”。这样一个抒情逻辑很明显地体现了“革命+恋爱”的二元共存的“我”的自我表现模式。而《粗暴的幽静》和《叹息》等诗以“战士+浪子”的模式作了一场“我”的自我表现，抒发了在黑暗冷清的革命行动中抒情主人公的哀愁飘零之感。 　　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殷夫的革命理想、政治信仰与革命实践的高度融合，其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表现方式也由个体分裂、二元共存的“我”的自我表现向“我”与“我们”融合的“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