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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及启示 　　国家信用表示一个国家或政府对内对外遵守承诺、饯行规章的态度与能力。国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信用体系的建设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具有全面性、基础性的作用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有序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一个具有信用的国家，在国内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在国际上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一个有信用的国家才能强大，一个有信用的社会才能繁荣昌盛. 　　本文通过对法家的三部主要代表著作《管子》、《商君书》与《韩非子》的分析，提取了这些著作中的大量有关“信”的论述，分析先秦法家的国家信用观。三部著作中，《管子》中的“信”，出现了139次;《商君书》简短精要，也出现了22次;《韩非子》则出现了151次，是先秦诸子典籍中出现“信”次数最多的一部书。这些著作中的“信”，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国家信用的研究。 　　一、国家信用的功能与意义 　　(一)国家信用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法家呼吁建立国家信用，且这种呼吁并非空谈，而是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建立国家信用的功能，可将之概括为“奋取”、“强军”、“固国”。 　　“奋取”就是利用国家信用来督促老百姓专心积极地生产(主要是务农)，这是国家信用的经济功能。管仲说“赏罚不信，则民无取”(《管子·权修第三》)，那么赏罚必信的作用，就应该是“民取”了。“取”者，进取也，民取者，老百姓专心劳作，促进生产之意。 　　“强军”就是利用国家信用来促进国家军力发展的功能，实现老百姓与国家同甘共苦、军队为国家奋勇作战，这是国家信用的军事功能。“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管子·权修第三》)”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韩非子·初见秦第一》)那么反过来说，实现赏罚必信的原因，就是为了实现“百姓之安难”、“士民死节”。这样，自然就“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商君书·农战第三》)。加上鼓励战功而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画策第十八》)，则“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商君书·错法第九》)。 　　老百姓专心劳作，国家的财富就能增加，军队奋勇作战，军队就强大。“教在百姓，论在不挠，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其诚也以守战。”(《管子·君臣上第三十》)守者，在国内发展经济与民生;战者，在国际获取领地与霸权。功能的结果就是“富国强军”，在商鞍那里，这两条被概括为“农战”，成为商鞍治国的基本路线。 　　“固国”指的是国家信用能够获得民众对国家的信任，民众对国家的信任促进民众对国家法律的拥护，民众的拥护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民信其法则亲”(《管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国家信用可以实现民众对国家的拥护。这是国家信用的政治功能。国家信用不但可以“稳定”国内的民众，更能够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争取到更多的人力，获得更多子民归附。“言而不信则民不附”(《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那么，要使“民附”，自然要“言而信”。 　　总的来说，建立国家信用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富强，“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韩非子·饰邪第十九》)。《管子》中记载了齐桓公国力的强盛，“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管子·霸形第二十二》)，“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管子·小匡第二十》)。也就是说，齐国国家信用的建立，为齐国霸权奠定了基础。商君辅佐秦孝公变法，“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第四十二》)，“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砖公战，怯砖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为秦国的长期霸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利用信用与信任来进行外交攻防的思想 　　国家信用不仅仅能够在国内实现对百姓民力的调度，在国际社会上，更能够成为国际信用，辅助一个国家的外交斡旋。事实上，国际伐交中，国家信用的根基不是法度，而是在法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大国力，是赤裸裸的国家实力。 　　首先，国家实力是国际信用的基础。管子曰:“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第十二》)有了诚信，天下各国就结好了。英明的国君“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于是盟国也能够信任本国。外国信任本国的什么呢?《管子》对此进行精辟论述道，“信其仁而畏其武”(《管子·小匡第二十》)。因为“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信用对于强大诸侯国家的根本是”威”，是“武”，威者，军力也，武者，杀戮也。国际秩序是“文事”，文事者，必以武事备之，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信用，外表上是忠信礼义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