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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应对策略* 　　生态危机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人类关注生态危机始于20 世纪60 年代。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希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用生态学原理揭示了农药的危害性，为人们敲响环境问题的警钟。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认为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征服的同时，正在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化，整个人类的生存面临困境。这一研究成果奠定了环保理论的基础。后来，生态问题得到了联合国及有关组织的重视。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讨论环保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83 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1992 年来自158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国际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 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列为全球发展战略。同时越来越多的专家也不断关注和研究全球生态问题，为解决生态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案。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那么，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不同，解决生态危机的策略也就不一样。只有明确了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分析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并试图找到应对生态危机的有效措施。 　　一、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吗 　　学术界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出现了不少成果，一般都是吸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如崔永杰介绍了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佩珀的观点。佩珀肯定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的成本外在化倾向直接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吴苑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价值观进行探讨，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因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深植于自身，而不可能缓解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反倒直接导致了人类陷入更加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西方发达国家选择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以生态文明掩盖生态帝国主义的本性。通过假借发展生态文明，掠夺、侵占和控制他国的生态资源，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发展成本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生态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新变种，比工业帝国主义的危害更深刻、更持久、更广泛，其手段也更加隐蔽。吴苑华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工人阶级异化的根源，是生态资源无节制消耗的真正根源。 　　有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如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陈学明分析了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述了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由资本逻辑带来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当今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只能是梦想。消除生态危机就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人类反对生态危机与反对资本主义应当是同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揭示无疑是深刻的。但是，能不能笼统地说，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依据上述观点，我国的生态危机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吗?不可否认，生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把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没有分清我国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就是回避矛盾，有意推卸责任。必须认识到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要进行具体分析。 　　二、西方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结束了农业文明而创造了全新的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过去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积极干预和改造自然。人类凭借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