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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中僧道形象世俗化原因初探 　　【内容摘要】在元杂剧中存在着一些追求世俗享受、喝酒吃肉、贪婪势利，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犯罪的出家人，他们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显示出强烈的世俗化特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本应该是方外清修、品行高洁之人有了世俗化倾向呢？文章就元杂剧中僧道形象世俗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元杂剧 僧道形象 世俗化 原因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最终服务于生活。因此，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来说，生活化、世俗化都是其在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一个阶段。即使是今天看来相对高雅、小众的古典音乐，在最初产生的时候，也一定是基于某种世俗需求。每种艺术形式的根底中，总会有一层名为“世俗”的土壤，元杂剧也是如此。在元杂剧中有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出场，却在红尘中沾满世俗的名利、男女的情爱，他们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特殊群体――僧道人。是什么原因让元杂剧中这些本应是方外清修、品行高洁之人有了种种世俗化的倾向？本文就元杂剧中僧道形象世俗化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元杂剧中的概念释义 　　（一）元杂剧 　　元杂剧又被称为北杂剧，是在元代用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内容主要以揭露社会黑暗面、反映民间疾苦为主。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揭示更多的是民生问题，表现手法多样，通常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叙事上主线明确，人物鲜明；结构以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为特色，代表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代表作品有《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 　　（二）僧道 　　所谓僧道，是僧人和道人的简称，这里的僧道均指出家人。其中，“僧”为梵语“僧伽”的简称，意译为“和合众”，指那些信奉佛陀教义、修行佛陀教法的出家人。在佛教徒中，有居家男女与出家男女的区分。其中，4人以上的出家男女团体称为僧伽，而出家男女的个体称为僧人。根据佛制，若要取得僧人资格，剃发、染衣、受戒是必要条件。道士则是指中国道教的神职人员。其中男性的道士被称为“乾道”，也会被尊称为道长；女性则称“坤道”，有别名称为女冠。元杂剧中的僧道形象绝大多数属于上面的几种。 　　（三）世俗化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概念，主要用来形容社会中发生的一种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逐渐褪去宗教色彩，即宗教逐渐由对于现实生活的全面性影响，后退到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 　　从概念上可知，僧道的宗教化属性与反宗教全民化的世俗化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化和世俗化在概念上分属于两个对立的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僧人和道士如果想要保有其宗教属性，应与世俗化划清界限，然而在元杂剧里，僧道形象恰恰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两个相互矛盾的事物在元杂剧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切浑然天成而又毫无瑕疵可言，这也是元杂剧吸引受众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元杂剧的背景分析 　　（一）元代的文化氛围 　　元代有别于以往汉族掌权的社会文化氛围，决定了元杂剧中僧道形象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在元杂剧中，神仙的身上会寄托剧作者的个人情怀，神仙现身人间的时候，总会以凡人的形象出现，这样也更加贴近观众的生活，容易引起共鸣。例如吕洞宾下凡的时候喜欢扮成“穷道人”，而钟离权则喜欢变成“疯魔先生”等。 　　文学描写中的这些僧道神仙，都以“人”的形象在舞台上出现，充满人的性格。近代学者吴梅曾经在《词余讲义序》中提到，元杂剧“率假仙佛里巷任侠及男女之词，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气”。在元杂剧《岳阳楼》中，吕洞宾作为神仙、僧道中的大成者，却不能忘情于现实，经常扮作凡人活动，剧中的某些情节注入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如： 　　“[后庭花]这墨瘦身躯无四两，你可便消磨他有几场。万事皆如此。” 　　“[带云]酒保也！” 　　“（唱）则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肠，在这功名之上。” 　　另一折中，描写了吕洞宾远望江山，抒发兴亡的句子： 　　“[鹊踏枝]自隋唐，数兴亡。料着这一片青旗，能有的几日秋光。对四面江山浩荡，怎消得我几行儿醉墨淋浪。” 　　（二）中国宗教文化的特性 　　世俗精神、多神崇拜、三教合一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特性使得元杂剧具有了不可忽视的世俗性特征。元杂剧《黄粱梦》中的钟离权，纵然一再表示自己信仰“玄虚为本，清静为门”，似乎淡泊无欲、超然物外，追求神仙境界，却又介怀于自己的不得志。可见神仙对于名利和自我实现非但不看淡，反而更执著。这类神佛形象与宗教经典中的神佛形象有很大区别，世俗化倾向非常明显。 　　（三）元杂剧的审美情趣 　　一些元杂剧创作者似乎更乐于塑造一些世俗化的僧道之人，并以此为情趣。在元杂剧创作者的眼中，宗教是神圣的、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他们对于宗教、神的力量和超自然现象都毫无疑问的坚信，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