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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适格研究 　　一、原告适格论概观 　　在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如果说允许任何人只要对行政机关的作为(也包括不作为)有不满都可以起诉的话，那么，不仅会使法院被诉讼的洪水淹没，还有可能给不得不应诉的行政机关带来过度的负担。因此，为了使法院发挥正常的机能、行政机关正常行使权力以及保障向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司法救济，对原告适格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制，本在情理之中。严格说来，原告适格论本身，正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撤销诉讼的原告适格，是指提起撤销诉讼的资格的问题。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中，抗告诉讼被定义为“因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而造成的权利伤害之诉”，只有“因违法处分而受到权利毁损者”才能提起抗告诉讼。当时一般认为，抗告诉讼的目的在于恢复因违法处分而受到损害的权利，因此，判例和通说都对原告适格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侵害。 　　简言之，只有法律上保护的具体权利受到侵害时，被害人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历短暂的空白期后进入《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的时代。当时，尽管在特例法中没有对原告适格予以明确界定，但判例和学说站在对二战前思想反思的立场上，逐步摒弃了那种追求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侵害的思维，转而倾向于对那些拥有“法所保护的权利利益(有时也称之为“足以受到法律上保护的正当利益”、“法律上的利益”等)”的人承认原告适格。而紧随其后出台的现行《行政案件诉讼法》，也继承了上述思想，并以明确的法律语言，在其第9条中规定， “对请求撤销处分或裁决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具有提起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但是，由于《行政案件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定义何谓“法律上的利益”，因此，对其如何解释成为原告适格论的重大课题。坦白地讲，“法律上的利益”这一用语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给专家学者尤其是实务界人士提供了很大的解释空间，使他们能够灵活应对纷繁复杂的诉讼环境。然而，正如杉本良吉氏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法律上的利益”的具体内容，即便是在本条款的起草者之间也莫衷一是，最后只能交由判例和学说的发展。行政处分的相对人具有提起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对此似乎已经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比如，某人申请某项行政许可遭拒，若不服当然可以抗告。事实上存在问题的，往往是行政处分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或者是那些在表面上不具有特定相对人的行政处分。 　　例如，当行政机关核准某民间法人设置垃圾处理设施时，那些主张因该设施排出有害气体会损害自己健康的附近居民，是否可以要求撤销该行政许可?若可以，其范围如何确定?是限制在半径200米以内还是500米以内?再如，针对小学的废校处分，学生家长可否要求撤销?原告适格的范围应该如何界定，换句话说，应该如何解释“法律上的利益”，传统上，存在着以下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说”和“值得保护的利益说”。 　　(一)“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说” 　　本学说主张，只有受到实定法即法律保护的才是“法律上的利益”，而那些不受法律保护的，即便再重要也只不过是反射性或者事实上的利益而已，无法成为“法律上的利益”。本学说的特点在于，以法律的规定即通过法律解释，来判断“法律上的利益” (原告适格)的有无。一般认为，原告适格若想获得认可，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原告因行政处分而蒙受了某种不利影响(不利要件);第二，免受这种不利影响(的利益)受到法令上的保护(保护要件);第三，在法令解释上，原告所受的这种不利影响，无法解消于一般性公共利益当中，作为个人利益，它受到了个别且具体的保护(个别保护要件)。与“明治宪法”时代的行政诉讼观---抗告诉讼的目的，在于恢复因违法处分而受到损害的权利，判例和通说都对原告适格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侵害---相比， “本学说没有将撤销诉讼当作固有意义上的权利的实现手段，而是把它理解为，当法律为人民所保护的利益受到违法处分的侵害时，当事人以此进行防卫的手段。因而，根据本学说的见解，当处分违反了旨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强行性法规而给相关人民带来不利影响时，即使该利益不能称为权利，也照样允许提起撤销诉讼”。可见，在本学说下，原告适格的认定范围变宽了。 　　本学说采用的“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这一观念，与《行政案件诉讼法》第9条、第10条所说的“法律上的利益”，在文理上最为吻合;加之，这种观念与在行政法学上给日本带来深刻影响的德国传统公权概念相近;再者，在审判实务中，以实定法上的规定为依据来判断原告适格，可有效防止撤销诉讼因原告适格的无限扩大而转化为尽人皆可提起的民众诉讼。因此，本学说在判例和学说上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通说。但是，本学说也并非不存在问题。第一，以法律文言来决定司法救济的可否，这种做法本身不够合理;第二，在制定法律时，先对行政处分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是否应该提供救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