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论刑事起诉审查程序建构的合理性.docVIP

探讨论刑事起诉审查程序建构的合理性 　　2002 年，台湾地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照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中间程序与美国“Arraignment”程序的“Motion to dismiss”制度，设计了起诉审查制度，赋予了法院审查检察官公诉权的权力。这一制度的建立，在台湾可谓是一波三折，不仅法务部与司法院对其看法截然对立，学界对该制度的争论也此起彼伏。这一风潮也影响了大陆地区刑事程序的建构。在我国大陆没有起诉审查制度，与其相类似的概念是庭前审查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1 条规定的庭前审查程序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这一程序呈现的特点是“形式审查”，即只要形式上具有指明犯罪事实的起诉书，便可启动审判。这种形式审查的理念缘起于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其主要任务在于从形式上审查起诉书中的证据资料、相关名单和手续等是否齐全。但在1996 年以前，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其实带有“实质审查”的色彩，如1979 年刑事诉讼法第108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要满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实体条件。当时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套可以运作的程序规则。但相反，在1996 年法律修改过程中，我国实施了“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卷宗移送制度，将全案移送改为部分移送。此时，法官只能看到控方移送的部分证据材料，导致法官仅能实施形式审查，而无法判断“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事实证明，这一改革并非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非但没有解决庭审流于形式的问题，反而使我国丧失了建立起诉审查程序的制度土壤。本文拟阐释起诉审查程序的理论基础，分析我国起诉审查程序缺失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希望通过借鉴其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程序，探讨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起诉审查制度。 　　一、起诉审查程序的法理基础 　　所谓起诉审查程序，即是指赋予法院审查检察官起诉处分权限的程序。这种审查程序要审查控方提起的公诉案件是否已达法定起诉条件，不仅要从形式上审查诉讼要件是否齐备，更要从实体上审查案件是否已达起诉条件所要求的证明标准。 　　(一) 起诉审查程序是控审分离的要求 　　刑事诉讼，在本质上是国家公权力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专门性司法活动，而侦查权、控诉权和审判权就是三项最基本的公权力。盛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司法模式，在该模式中纠问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职能于一身，被告人变为审判工具，异化为刑事诉讼的客体。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宪政制度的建立，分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控诉权逐渐从司法权中分离出来，检察官制度随即产生，检察机关成为控诉机关，专门行使控诉职能，控审分离原则逐步确立。 　　控审分离原则在内涵上具有双重含义：在形式上控审分离原则要求控诉和审判职能分别由不同机构行使;在实质上要求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职能范围应该有明确的区分，二者不能混淆。众所周知，职权主义国家的法官有依职权主动调查的职能，这一职能很容易与控方的追诉职能相混淆。而建立起诉审查制度是区分控诉机关举证责任和审判机关依职权调查职责的必要选择。这里，控诉机关的举证责任主要体现在对证明标准的把握上。 　　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规则中证明犯罪嫌疑程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个具有层次性、多元性的标准体系。如果将该体系看作一个金字塔构造，那么“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位于该体系中最顶端的也是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而位于其下方的还有提起公诉和批准逮捕及采取其他强制性措施的证明标准。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28、251、299 条就分别规定了发动侦查之嫌疑门槛、提起公诉之嫌疑门槛以及有罪判决之嫌疑门槛。发动侦查之嫌疑门槛为“有犯罪嫌疑”;提起公诉之嫌疑门槛为“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有罪判决之嫌疑门槛为“毫无合理怀疑之有罪确信”。正因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同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才使得控诉机关的举证责任与职权主义国家法官的职权调查职责有了明确的区分。在达到起诉法定门槛之前，控诉机关是应该且唯一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其行使的是纯粹的控诉职能，其他任何主体皆不负证明被诉事实达到起诉法定门槛的义务。若控方已完成其独立的证明责任并成功提起公诉，则案件进入下一阶段--法庭审判阶段，这时审判机关才开始介入，行使其依职权调查的职能。若控方并未履行该职能，让未达到起诉条件的案件进入法庭，那么在欧陆国家，法官就负有澄清的义务，必然要依职权行使调查职责。这样，控审不分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 　　起诉审查程序就是要求法院对控诉机关提起的公诉案件进行实体性审查，审查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将不符合起诉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排除，以此来达到控审分离的目的。 　　(二) 起诉审查程序是控诉机关履行法定主义义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