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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度化的难点及法律探讨 　　一、权力制度化的必要性 　　权力制度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口号，更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之举，相反，它是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大局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权力制度化不能实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设想，乃至小康社会建设就有可能落空。首先，权力制度化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顺应党心民意，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发现，腐败分子大都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其掌握的权力几乎没有限制 约束他们权力的制度措施即使有一些也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再加上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没有底线，一有机会，就大捞一把，结果危害了党和国家。正基于此，党中央开始重视对于权力的限制措施，开始强调权力制度化，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效还属于“阶段性的成效”，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权力制度化的设计和安排，“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应该说，权力制度化是防止产生腐败分子的重要制度性措施，是针对腐败现象的治本之策。2015 年7月8 日至10 日，王岐山同志在视察陕北时指出， ( 从纪委的角度看) 权力制度化既要考虑顶层设计，又要考虑解决突出问题。应该说，他的讲话是对权力制度化问题的进一步解读。其次，权力制度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其不仅展现了法治中国的美好前景，而且还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可以说，在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上，四中全会的《决定》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坚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二、权力制度化的场域 　　权力制度化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它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内发生的，而这个具体环境，笔者称之为场域，它是权力制度化展开、转折，乃至完成的现实环境。这个场域都包括哪些因素，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笔者将对场域内的法律体系、权力结构，以及侵润在权力运行方式之中的习惯、历史、民族性格做一个说明，因为，如果对上述因素不了解、不熟悉，那么，无论我们希望从外面或上面强加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场域或环境什么理想，什么高大上的口号，最终只能是自说自话。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场域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到位，这个场域就只能按照自己的既定步伐不紧不慢地发展。 　　( 一) 如何认识权力 　　权力，按照德国学者韦伯的理解，是“迫使他人按照权力拥有者的意愿行事的能力”，而被迫者在其他情况下并不会如此行为。从法学上定义，权力意指人们通过一定行为或不行为而改变某种法律关系的能力。而法律上的权力，简单地说，则是指由法律规定或授权的改变某种法律关系的能力。根据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的理解，在法律中，有八个基本概念非常重要，它们是构成整个法律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石，其中，权力概念意义不凡。与众不同的是，霍菲尔德提出一种观察和思考权力概念的方式，即把权力放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之中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应该在相互关系中理解权力。 　　为此，他提出了关联和对立两种层次。他认为，与权力概念相互关联的是责任，而与权力概念相互对立的则是无能力。按照沈宗灵先生的理解，所谓相互关联，指的是两个概念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例如权力与责任; 而相互对立则是指两个概念之间相互冲突或矛盾的关系，例如权力与无能力。责任是按照法律规定，人们必须为的一定行为，一旦不为或错误行为就会受到惩罚。而无能力则指无论是行为还是不行为都不能改变既定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所谓关联是指，与权力概念密切联系的概念，而对立则是指与权力概念所指完全相反的内容。按照霍菲尔德的思路，权力与责任的相互关联关系又可以区分出两种情况: 一种是当权力与责任由不同主体分别承担时，就表现为( 权力主体) 我能够做什么，( 责任主体) 必须接受; 另一种是当权力与责任由同一主体承担时，表现为在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