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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中腐败资产分享制度 　　一、引言 　　腐败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的一大难题，尤其是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深化，腐败人员将资产转移至境外的现象日益严重。美国《全球金融诚信》曾指出在2002 年到2011 年期间，我国非法转移至海外的资产超过了1 万亿美元，腐败资产大量转移至海外，不少地方出现了所谓的“裸官”。腐败资产转移至境外不仅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刺激了官员的犯罪行为。因此，追回转移至海外的腐败资产成为我国目前反腐行动的重中之重。 　　腐败问题在国际社会上日益得到重视，国际社会在消除腐败问题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同时也为消灭腐败展开了多层次的合作，制定了2003 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997 年《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并在这些公约下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机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认的腐败资产的追回机制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对于腐败资产是否应该无条件地完全归还来源国，参与追赃的有关国家是否能够对腐败资产进行分享，各国存在很大的分歧，该公约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在国际反腐合作中，这一分歧不仅仅影响到腐败资产的顺利追回，同时也影响到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效果。是否与腐败资产所在国进行腐败资产分享对于我国跨境追赃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被没收的赃物资产的处置，我国此前没有分享机制，现在也在慢慢改变，我国2007 年《禁毒法》已经明确规定，可以和外国分享被没收的资产。 　　我国目前已经与腐败资产所在国对于腐败资产分享问题开始尝试展开合作，例如在2013 年与加拿大草签了有关返还财物和分享被没收资产协定。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受“分享腐败资产等于国有资产流失”观点的影响，我国对腐败资产分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抱着排斥的态度。 　　国内对犯罪和腐败资产分享有一定的研究，高俊义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犯罪资产分享”问题初探》( 《公安研究》2005 年第12 期) 一文中对我国建立犯罪资产分享的必要性、建立原则、分享范围以及国内立法完善进行了分析。张士金在《资产追回国际法律合作中的资产分享问题研究》( 《法制视窗》2009 年第5 期) 一文中提出了资产分享的范围，并就欧美各国的资产分享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陈东在《反洗钱国际合作与犯罪资产分享问题研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 年第6 期) 一文中指出资产分享在预防犯罪资产转移、腐败资产追回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指出资产分享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从而更好地促进犯罪资产的追回和预防犯罪。张德恒在《浅析美国资产分享制度》( 《管理观察》2014 年第33 期) 一文中对美国的资产分享制度进行了研究，并仔细分析了美国资产分享制度的优缺点，以及对我国的相关启示。余贺伟在《反腐败国际追赃资产分享的必要性分析》( 《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5 年第3 期) 一文中对我国构建资产分享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建立资产分享是从现实角度出发，对我国追回转移至境外的腐败资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对犯罪资产分享进行研究。在美国法学界，支持资产分享已经是主流观点，美国学者认为不论犯罪资产在哪个国家，最后由哪个司法管辖区对其进行没收，各国之间都应该进行资产分享，这对于国家间展开反腐败合作是一种鼓励，是对各国在追回犯罪资产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的肯定。英联邦国家的学者通常主张设立专门的犯罪所得管理基金，对没收的犯罪资产进行管理，处理追赃过程中的协助国对于分享犯罪所得的请求。加拿大法学界主张签订具体的资产分享协定，对资产分享进行规范。 　　尽管国内外都有关于腐败资产分享制度的研究，但是各自存在缺陷。国内对于腐败资产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是否应当构建腐败资产分享机制、资产分享的意义等方面，对于具体如何构建资产分享制度的研究较少。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研究资产分享往往是站在资产所在国的角度进行，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结合我国在“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中成功追回腐败资产的经验，对我国构建腐败资产分享制度进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构建腐败资产分享制度的必要性 　　对资产分享这个概念至今各国都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它最早在欧美国家的国内法中被提出，如美国较早地在国内法中建立了民事没收制度，一开始是为没收毒品犯罪中的收益，后逐渐地扩展到了洗钱及腐败犯罪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他国分享犯罪资产的较为完善的制度。在此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也相继接受了这种分享犯罪所得的做法。 　　( 一) 腐败资产分享可以有效促进反腐败合作 　　《联合国反腐败条约》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