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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合同订立中意思表示一致的认定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民商事交易数量不断增加，格式合同被越来越多地适用于定型化交易中，尤其是在保险合同、个人消费合同等领域，格式合同更为普遍。传统的合同是一种以两方以上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的法律行为，而格式合同则以单方事先决定性为基本特征，从而排斥或降低了相对人参与协商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发生纠纷时，首先应当认定在订立格式合同时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从而判断格式合同是否成立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格式合同中的意思表示 　　(一)格式合同订立的规范与实施现状。 　　格式合同，是合同的全部或大部分条款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定，相对人只能附合该条款方能使合同成立的缔约方式。当前格式合同广泛应用于一方当事人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十分明显的交易中，为了适应经济领域效率性的要求，节省缔约成本，而事先拟定条款并提示给相对人，由其签字认可使得合同成立。因此格式合同并不严格符合传统理论上之要件的意思表示，合同相对人通常不能作出自由的意思决定。 　　现行立法对格式合同的订立已有相应的规范。《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说明义务和举证责任，各单行立法也强化了对提供方的义务以更好地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实践中，很多时候合同的效力并不如当事人所愿而产生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相对人因格式合同订立过程意思表示不一致而发生的纠纷层出不穷。在某市基层法院，近三年间处理的7700余件合同纠纷中，有约40%是关于格式条款纠纷的。合同的效力之所以不符合当事人的预期，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作为其效力来源的意思表示上。因此，对于格式合同订立中意思表示一致的考察和认定成为解决此类合同纠纷的关键。 　　(二)对于格式合同意思表示一致认定的学说探讨。 　　对意思表示的认定，学界有外观主义和本义主义的争论。当今各国大多采用外观主义，即是在真实意思表示与外在表现不一致时，大多选择以外部表示为准。格式合同中，只要相对人在格式合同中签字，即表明受到合同的约束，一般来讲如果没有撤销和无效事由将承担合同责任。而本义主义则认为，在考察意思表示的时候，应当充分结合订立合同时的主观因素，必要主观因素的欠缺将会导致意思表示的不成立[1]，我国传统民商法采用这一原则，更多地注重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的表示。 　　考虑到格式合同订立的特殊性，对于每一个纠纷细致考察本义并不现实。因此我国在认定格式合同成立时应当尽可能采用外观主义，以避免相对人滥用权利恶意抗辩，也可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不可将外观主义绝对化适用，应充分借助合同无效和撤销等制度加以限制，实现外观主义和本义主义的平衡。 　　二、格式合同提供者的说明义务 　　说明义务是指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对一些重要格式条款提示相对人注意并予以解释的义务。之所以确立说明义务，是因为格式条款与传统个别磋商具有显著区别，实践中也经常出现缔约中提供方急于寻求交易成立而侵害相对人利益的情况。正如梅迪库斯所言：“合同制订方经常是坐在合同相对人的旁边，催促合同相对人尽快签字，而那些字体印刷得很小的格式条款覆盖了表格的整个背面。”[1]这些做法使相对人防不胜防，不知不觉便陷入了格式合同之彀。因此确立说明义务对于双方当事人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至关重要。 　　(一)说明义务的立法与实施现状。 　　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的创新之举，其中第十七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免责条款则更应当作出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合同法中也有类似规定。相比而言，国外立法中此类规定很少见。 　　我国的说明义务制度自建立以来也面临很多问题。最直接的就是格式合同提供者在订立合同时往往要求相对人在知悉合同全部内容的声明下签字以保证发生纠纷时可因此而免责，但是这种对策实质上不能证明说明义务的履行，其效力也备受质疑。也就是说，相对人对确认说明的声明只是解决了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并未实现确保相对人知情权的立法目的。法定的说明义务在订立格式合同过程中，实际上没有被提供者很好地履行甚至被有意避开，但拥有该声明的提供者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己已履行了法定义务，此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 　　(二)判断格式合同提供者尽到说明义务的标准。 　　对于如何判断格式合同提供者是否尽到了说明义务，学界有形式判断标准与实质判断标准的争论。形式判断标准是指相对人只要在确定提供者履行说明义务的声明上签章即可，至于相对人是否真正接受了说明在所不问。而实质判断标准，是指格式合同提供者说明义务的履行切实有效地使相对人理解和接受了相关条款。我国法律对提供者的提示说明义务设定标准较高，实践中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