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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民间融资犯罪的刑事政策定位研究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开放与经济变革，民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各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其融资需求也随之飞速增长。但由于我国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没有实现完全转型，民营中小企业自身不规范的治理结构、不透明的信息机制和难以长远的发展趋势，使其既难以获取正规银行的商业贷款，又难以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融资困难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民间融资方式受到了中小型企业的青睐。民间融资与正规融资方式相比具有灵活、便捷、多样的特点，在我国具有庞大的市场。但是这种融资渠道也有其严重缺陷，巨大的市场和法律风险使民间融资成为金融领域中的致命诱惑。近年来“老板跑路”的现象屡见不鲜，据统计仅2011年9月一个月内温州市就有将近20起“老板跑路”事件发生，而“跑路”原因基本上都与民间融资的资金链断裂有关，涉民间融资犯罪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该类犯罪的频发一方面在于正规融资市场不能满足企业对资本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在于制度监管和法律规制上的滞后与偏差，特别是政策指导上的变化，导致涉民间融资犯罪在定罪与量刑上无法做到罪刑均衡、量刑一致。如吴英案在2012年4月没有被最高院核准死刑，这种结果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我国死刑改革的曙光，但同时又不禁对此产生疑问:吴英案之前具有相似情节的涉民间融资犯罪案件却最终被判处死刑，民间融资中的罪与非罪到底界限如何?罪刑的对应关系如何衡量?这种问题的解决，仅通过实体法的理论研究或是从微观角度对具体罪名进行分析解读是无法究其根源、寻得良方的，更重要与有效的是从宏观上对涉民间融资犯罪进行政策层面的分析，结合涉民间融资犯罪的具体特点探寻相应的刑事政策，寻求涉民间融资犯罪治理的有效治理途径。在此意义上，对涉民间融资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准确定位作为该问题的前提性基础研究，能够使该研究进路更具针对性与高效性。 　　一、涉民间融资犯罪与刑事政策定位 　　在民间融资活动中既存在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也存在非法的民间集资行为，甚至还存在大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具备一定非法特征的民间融资行为，可谓“灰色地带”。非法民间集资行为中的部分严重行为符合刑法构成条件的成立犯罪，即为涉民间融资犯罪。我国刑法中涉民间融资犯罪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罪名:我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要规制的是非法间接融资行为;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则主要规制的是非法直接融资行为;集资诈骗罪则针对更为严重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集资行为。 　　涉民间融资犯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在性质上有别于盗窃、杀人等自然犯，是一种法定犯，其行为之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涉民间融资犯罪的犯罪属性是法律基于特定时代和政策所标定的，且其犯罪属性的有无也会随着社会、时代、观念的变化发生变化。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民间融资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与政策并未对民间融资进行合理的规制，反而可能正进行着严格的压制，以“一刀切”的方式禁止非正规融资方式的生存和发展，这其中刑事立法的扩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合理引导甚至能够利用民间融资来推动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一个良好的解决路径。在刑事领域对于民间融资中犯罪的合理规制与应对有赖于其刑事政策的导引。为引导民间融资的健康成长，最终保证经济和谐稳定持续发展，需要选择和制定合理的刑事政策以预防和控制涉民间融资犯罪。 　　现代刑事政策就是国家和社会整体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系统整体团。对于涉民间融资犯罪这样一个对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来说十分棘手的问题，仅以实体刑法规范的研究和具体罪名的细节剖析来应对，是无法收到良效的。如仅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刑法条文设计提出质疑和改良方案，抑或对集资诈骗罪死刑废除的呼吁都应当以一种统一的多层次系统性策略为引导，使其在同一方略的指导下发挥效能，提高目标实现的效率与效果。因此刑事政策的准确定位对涉民间融资犯罪问题的解决具有多重的功效。首先是能够引导涉民间融资犯罪问题的各种解决对策指向统一的预期目标。在对刑事政策的定位与设计中明确解决民间融资犯罪问题的最终目标与应用方案，各种解决对策的提出和执行都应当以这种应用方案为导引。在此过程中，刑事政策的定位不仅影响预期目标的明确，还影响应用方案的设计与执行。刑事政策的结构定位使其专注于涉民间融资犯罪问题的解决，而非其他种类的金融犯罪问题。不同类型的刑事政策则对应解决涉民间融资犯罪问题的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应用方案，也意味着其对不同解决对策的指导性强弱。若刑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