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罪过之间的关系.docVIP

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罪过之间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天价葡萄案”、“天价豆角案”和“天价手机案”等冠以“天价”名号的司法案例多有出现。在全社会的争议声中，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置先重后轻、摇摆不定，这反映了机械适用刑法有可能造成案件处理结果严重脱离社会共识，使刑法失去正当性，也说明刑法的司法适用中严格要求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极有可能造成“唯主观”或“唯客观”定罪的结果。总结以上三个案例，其共同之处在于：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行为人通过秘密手段窃取一定财物，但对这些财物的特殊价值产生了认识错误，行为人认识到的物品价格都低于实际价格;从案件(初步)处理结果看，司法机关均以市场价格或鉴定部门出具的实际价格作为认定盗窃罪的定量依据，而没有实际考虑行为人作案时的主观认识因素。因此，上述案例引出的疑问是，在以数额为定量因素的犯罪中，行为人认识到的对象数额或行为数额未达到犯罪定量标准，但行为所涉及的实际数额却已达到或超过这一标准，在此情况下行为是否成立犯罪。 　　二、犯罪定量因素的主观规制 　　(一)犯罪定量因素主观认识的必要性 　　犯罪定量因素的主观规制是指以犯罪定量因素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是否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对这一定量因素有所认识或具有认识可能性。关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识及认识可能性不要说。此说以陈兴良教授构建的“罪体、罪责、罪量”犯罪构成体系理论为其适例。陈兴良教授将犯罪的数量因素作为独立的罪量要件，认为罪量要素不属于客观要件(罪体)，行为人对客观要件必须认识，由于罪量要素不属于罪体，因而不属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对于确定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关系，应当根据行为人对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来确定其罪过形式。陈兴良教授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甚至提出应当将情节和数额等罪量要素作为客观处罚条件来看待。[2]还有观点从故意认识中评价性要素的角度，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对犯罪定量因素无需认识。该观点认为将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规范认识定位为社会危害性认识有其先天不足，应以违法性认识代替社会危害性认识，并将违法性认识界定为认识到行为违反国家的一切法律规范，即除刑事法律规范外，还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此说界定的违法性认识范围较宽，行为人仅认识到行为达到民事侵权或行政违法性质的程度，即可成立犯罪故意。因此，在“天价葡萄案”等案件中，行为人只要认识到偷葡萄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也可以作为对行为予以刑事处罚的主观根据。 　　第二是认识及认识可能性必要说。这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只有认识到行为的量的规定性，犯罪始得成立，如果没有认识到则阻却犯罪的故意。如张明楷教授认为，“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原则上是故意的认识内容。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重要客观要素，也是区别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行为人对此必须有认识，否则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此外，张明楷教授还认为，在行为人原则上对犯罪定量因素具有认识的前提下，在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中，虽然定量结果属于犯罪构成要件，但却可能超出主观认识的范围，即客观的超过要素。行为人对客观的超过要素不需要具有认知及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仅具有预见可能性即可构成主观归责的基础。与张明楷教授在这一问题上区别对待的观点相类似，还有观点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例外地认为作为不法中立的客观处罚条件的罪量因素不在主观罪责覆盖的范围之内。具体而言，作为行为规模或者结果程度量的数额犯之数额、后果犯之后果，都是违法程度的表征，应当在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范围之内，但在“复杂罪过”的犯罪中，“严重后果”、“重大损失”仅具有限制处罚范围上的意义，且这种后果多是由行为后的第三人行为或后续其他因素所引起，与罪过的判断无关，它们无法像典型的构成要件一样，要求完整的主观认识，而是对它们有预见(认识)即可。 　　我国法律体系对社会失范行为采取行政、刑事二元制裁体系，因此刑法在对具体罪名的规定中大量采用了定量规定的模式，作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行为的区分标志。我国刑法中不存在与行为人主观方面完全脱节的作为真正的客观处罚条件的犯罪定量因素，论者界定的极个别要素，如侵犯著作权罪中的“违法所得数额”及被害人谅解等，要么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要么属于事后评价要素，与真正的客观处罚条件具有本质区别。我国刑法中也不存在与主观方面具有微弱联系的客观超过要素或不真正客观处罚条件，双重危害结果的“严重后果”、“重大损失”都应当还原为构成要件要素予以对待。因此，我国刑法语境下，对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方面关系的认识应当始终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对犯罪定量因素具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行为人才能在罪责的范围内对行为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承担责任，行为也才能成立犯罪。尽管这种观点需要对个别犯罪做限制的解释，但总体上维护了我国刑法主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