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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协商民主法治化的诉求与建构逻辑 　　协商民主的兴起是人们对传统民主模式进行反思和修正的结果。协商民主强调充分讨论、理性险协商和追求共识的内核与特质契合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具体需要，并在实践中打上了中国特色的深刻印记，展示了其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劲活力。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正是基于对中国协商民主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对其发展价值的深刻分析，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那么，应该如何健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关键在于推进协商民主的法治化。协商民主法治化，是指在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将协商民主的主体、内容、程序等要素纳入法治化的框架，运用法律法规对协商民主制度进行明确规范并保证协商民主依法运行。本文将在梳理协商民主地位、价值与功能的基础上，对协商民主法治化的价值与建构逻辑进行重点分析，以期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的法治化进程。 　　一、协商民主的地位、价值与功能 　　民主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美好价值追求，也是人们努力实现的政治发展目标。协商民主作为实现民主的一种具体方法和途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价值和功能。 　　(一)协商民主在复合类民主中具有逻辑起点的地位 民主的字面意义是明确的，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但民主往往不表现为单一的形式或形态，而是多种形式或形态的复合存在。复合类民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其普遍性体现在，不同国家的民主都具有复合性;而其特殊性则表现为，不同国家复合民主的表现形式或形态受制于该国的历史与现实、制度与文化，是一个国家具体国情和民主一般诉求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由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构成的复合民主体系，其中票决民主根据投票表决的内容不同可以区分为选举民主和决策民主两种情况。 　　在社会主义复合民主中，协商民主居于逻辑起点的位置。这是因为，协商民主的运作不仅有效地补充了选举民主，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决策民主。在选举民主方面，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而在人大代表对候选人投票表决之前，执政党会就候选人的产生向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听取意见、讨论协商，增进共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这种结合“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运行中避免了因缺乏相互沟通交流和共识、简单进行表决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提升了选举民主的质量;在决策民主方面，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分别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治结构中拥有最高决策权”，而人大在对重要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首先要由人民代表对议案进行充分的协商讨论，在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投票表决，以提升决策民主的质量。这充分说明，协商民主是人大决策民主运作的前提和基础。例如，自1999年以来，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作为一种基层协商决策实践模式在浙江温岭诞生并得到蓬勃发展，充分展示了基层决策民主的协商前提。 　　(二)协商民主具有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价值 民主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一种政治价值、制度形式和生活方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实现过程就没有成本和代价。实际上，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民主政治建设要付出成本是普遍而客观的。 　　为了解决基于投票制和多数原则的代议制民主的成本问题，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强调的广泛交流、充分对话和理性协商有助于人们在协商过程中逐渐区分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实现偏好的转换和共识的扩大，最终通过减少或“消除冲突，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将协商民主视为民主合法性的试金石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最佳之道。在他看来，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实施协商民主都有助于所有观点与利益均得到重视，而如果不这么做，将“导致公众的渐离渐远和动荡不安”。在中国，体现代议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毫无疑问，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石。然而，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之前人们相对单一的利益结构也日趋分化，代议民主的多数原则难免会忽略掉一部分公众的意见和诉求，进而可能影响到社会互信、政治认同甚至政治稳定，而协商民主对于对话、理性、共识的强调有利于增强社会团结，促进政治认同和政治稳定。 　　(三)协商民主具有最大限度减少分歧、形成共识的功能 　　一个充满分歧的社会不仅会损害社会自身的有机团结，也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尽量减少分歧、扩大共识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民主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都力图减少分歧，形成共识，然而，由于两者实践民主和寻求共识的方式不同，在减少分歧、形成共识的效果和程度方面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