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docVIP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分析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现状 　　竞技体育是人类挑战自我身心极限的活动，竞技体育活动是以直接或间接的身体对抗的方式进行的，它具有高强度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员的恶意犯规或暴力对抗行为往往会导致其他运动员的身心伤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但是有些恶劣的恶意伤害行为却能够借由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竞争性和对抗性，而逃脱体育规则和法律的处罚。 　　这些恶意伤害行为是真实存在的，是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侵害，《北方新报》报道，2011年10月31日晚，2011届中国武术散打功夫土争霸赛在海南海口激烈进行着，河南散打选手上官鹏飞被对手崔飞重击头部，瞬间栽倒拳台上;回顾当时的赛况，上官鹏飞和崔飞正处在身心俱疲的赛点，双方互有攻防，紧张对抗;正当上官鹏飞欲退守角落转身之际，崔飞猛地扑去连发三记重拳，拳拳击中对手的后脑，将上官鹏飞打翻在地，昏迷不醒。一个月后，由于头部伤势过重，病情不断恶化，这位曾经入选国家队迎战世界拳台的武术界魔修罗被宣告离开人世。在比赛中，后脑是绝对禁止击打的部位。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概述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范围具有特定性，其中的恶意伤害行为特指“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的故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相对于刑法要素中客观的行为和结果，“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是指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伤害及造成有害结果的客观事实;“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是识别伤害行为是否构成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必要前提，它指出此类恶意伤害行为已经超出竞技体育通识的范围，不再具有社会相当性;“故意”则表明了发生伤害行为时的主体主动故意的心理状态。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产生的必然性 　　纵观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案例，随着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此类恶意伤害行为愈演愈烈，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发生必然性。主要因素有三:lt;1)竞技体育的高强度对抗性。激烈的比赛中，双方运动员身体不断近距离接触，情绪处于极度紧张的对抗状态，身心同时挑战人类极限，伤害行为在所难免;lt;2)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竞技体育掺杂进职业化、商业化甚至政治化的利益，竞技体育复杂化。胜利不单单代表着个人荣誉，更会带来经济甚至政治的利益.例如，法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拉加德凭借其出色的竞技成绩出任政治要职;再如，优秀的巴塞罗那军团凭借其傲人的战绩，在本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lt;3)竞技体育的内部处罚体系已不能够完全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而目前我国针对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法制建设仍然是苍白无力;在内部处罚无果，外部干扰无力的灰色空间，个别运动员在内驱力的作用下，淡化公平竞争意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不择手段肆意违规伤害，成为必然。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难以避免，并且愈演愈烈。若任其发展，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lt;1)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严重侵犯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在激烈对抗的比赛中，恶意伤害行为使运动员身心俱受到伤害，乃至断送了众多天才运动员的竞技生涯。单单加重判罚，是远不足以保障运动员的个人权益的;鉴于恶意犯规、报复伤人等恶劣恶意的伤害行为，保护运动员需要更为严厉有效的惩罚。lt;2)这些行为造成的恶意伤害往往会使运动队遭受重创，影响比赛成绩，长此以往将制约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lt;3)赛场上的恶意伤害行为，不仅暴露了运动员浅薄的体育道德修养，大行不正之风，同时也为竞技体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三、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析 　　竞技体育伤害是体育竞技活动中无可避免的问题。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或非罪?如何在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与相对人利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考虑到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笔者做出以下考虑分析。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三个争议 　　第一，现有的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能否很好地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 　　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规范在应用中不能有效区分恶意犯规的程度，也没有严格的处罚标准，实践中对该行为处罚过轻。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机制的强制力和处罚力度有限，甚至有些竞技者有意识地利用规则来规避处罚。 　　第二，对于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能否约束并执行有效的惩罚。 　　在我国打击犯罪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几乎找不到竞技体育犯罪相关的条文，处罚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无法可依;作为体育的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其容量仅56条，履待再次修订。保民基本大法-民法亦不能完全解决该行为造成的严重伤害后果。因此，一旦发生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刑法只能作为其他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