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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渊雷的史学批评析论 苏渊雷（1908～1995），浙江温州人，著名学者、文史专家。代表性论著有《读史举要》、《名理新论》、《玄奘》、《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治学之余，兼擅诗书画，被人誉为“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与苏步青、苏昧朔并称“平阳三苏”。苏渊雷一生学识渊博，横跨哲学、文学、历史学、佛学、诗词等方面，他的论著后收入《苏渊雷全集》，《苏渊雷全集》共五册，分别为：哲学卷、史学卷、文学卷、诗词卷和佛学卷。之前学界对苏渊雷研究略显单薄，尤其是对苏渊雷在史学批评方面的成就缺乏关注，本文不揣简陋，就苏渊雷的史学批评作一探讨，以期揭橥苏渊雷史学批评的主要特点，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史料观 （一）关于史料的分类思想 梁启超曾对史料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字记录以外者：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乙、实迹部分之存留者；丙、已堙灭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丁、原物之保存或再现者；戊、实物之模型机图影；二是文字记录的史料：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庚、外国人著述。”他还认为：“史料是通过一定的文字、实物、口碑，反映出人类不断从事生产实践、阶级斗争过程的业迹，提供给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原始记录，作为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张本。”“史料按其来源与性质，有直接间接之分。直接为主，间接为副。” 苏渊雷举《国语》和《史记》的编纂为例，左丘明的《国语》和司马迁的《史记》，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间接史料，但是左丘明和司马迁编纂史书时所采用的有不少是直接史料。从历史编纂者的主观倾向来说，史书也存在失实的可能，对此要辩证的看待。他说：“从作者的态度说，亦有藻饰与记实之别。”为此苏渊雷举例说道：“同是一个人，例如韩愈《上大尹李实书》说道：未见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到了修《顺宗实录》时，则直斥其为陵栎公卿，勇于斩害，前后径庭若是。” 苏氏还认为，正史与野史史料价值要辩证的看待。“正史贵在综约，别记文每增益。因国史牵延忌讳，野乘反存实录。因社会琐细不登国史，私家庶拾信有足征。” 也就是说正史属于大路史料，但是往往记载比较粗犷，不甚详细，而某些野史往往记载的比较详细，并且保留不少历史事实。在史学研究中值得特别重视。但是应该辩证的看待正史与野史的学术价值，不能因噎废食，不能随意的否定一方而抬高另一方的价值，这都是不可取的。 （二）史料的辨伪与考订 史料的辨伪与考订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前提，苏渊雷十分重视史料的辨伪考订工作，他认为：“史料的鉴别和考订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形的考订，就是区别史料的真伪，确定其时代和作者，对历史文献的版本文字进行研究，使其尽可能恢复原来的面目。一是内部的考订，就是辨明史料的实际价值，把有价值的史料和价值一般的史料区别开来，把错误的记载和正确的记载区别开来。”在确定史料辨伪的基本原则后，如何具体进行史料的辨伪与考订呢？苏氏认为：“辨伪工作，先辨伪书，次辨伪事，有时错综交织，二者不可截分。大抵书愈古者伪品愈多。一因先秦学者，多好托古，己所主张恒引古人以为重。例如《素问内经》托黄帝，《本草》托神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二因当时著作家未尝标立一定的书名，且少有定本，辗转传钞，时有增益，或合数种而漫题一名，或因书中涉及某人，即指为某人所作。三因秦焚书后，汉初朝野都孜孜以求遗书为务，献书者往往剿钞旧籍，托名售炫。总上三因，前二项为战国末多伪书的原因，后一项为汉初多伪书的原因。” 史料鉴别的几种方法，“史料证真，亦必据事、物、理三方面，并求旁证、本证、反证以实之。”首先，苏渊雷举例说明了旁证的运用，他写道：“《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经先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十月辛卯确有日食，欧洲学者亦考订其年阳历8月29日中国北部确见日食，即此证明《诗经》必为真书，史料可靠。” 其次，苏氏举例说明了反证在史料鉴别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说：“孟子因《武成》有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实则我们若读《逸周书》中《克殷》、《世浮》诸篇，当可反证武王伐纣之情景，孟子云云，正中周家宣传之毒而不知而。” 第三，史料鉴别可以适当运用推理方法，以确定史料的价值，但是如果过于牵强附会，则容易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史料的鉴别，有时虽可运用推理法定其价值；但若牵强附会，则又易犯错误，撈违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可不注意及之。”他进一步举例论证道：“《蜀志因屏人曰云云，或谓屏人言非众所闻，陈寿何以知之？这样怀疑亦近不合理，近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相对主义，必谓当事人始有执笔资格，则一切史书记载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