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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民族危局中现代史诗性营构 　　五四文学过后的革命文学，继承和发扬了辛亥革命文学的传统，暂且把五四文学的核心命题如个人、人性、人道、科学和自由放在一边，而把国族、群体、民主和政治作为当务之急和中心工作。也就是说，社会矛盾盖过了精神问题，国魂铸造置换了心灵呵护;渴求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的革命现代性己然成为革命时代的主旋律。这种人类学精神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已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内在地驱使革命诗人朝着建构这样的“共同体”而不懈努力。从诗歌表达方式上看，“默想”开始让位于“叙说”，“写实”更加倾向于“现实”。质言之，由于革命大潮的持续冲击，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写作，则被视为“新贵族”文学和“新文言”文学遭到否弃，左翼文学脱颖而出，渐成文学主流。普罗大众文学以其革命性和战斗性冲上了历史前台，发出了洪亮的声响，“反映在诗歌里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倾向是叙述，而文类的选择是叙事诗，或带有较大篇幅故事性的抒情诗，如果兼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普罗诗人，便又会加上了许多的顿呼。 　　革命诗人急于把时代巨变“广而告之”。他们的诗歌叙述重“事”轻“叙”。他们要做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传纪文学、纪实小说和写实散文等文类应当承担的工作，似乎想在“叙事”方而与后者一比高下、决一雌雄。闻一多在谈到“新诗的前途”时说:“至少让它多象点小说戏剧，少象点诗。”川这明显带有规避“纯诗”、修正“介入”的意思。20世纪30年代末期，艾青说，虽然“近来常常有一种企图抹煞刻画现实而貌的任何诗作的恶劣的倾向”，但是“新诗己在进行着向幼稚的叫喊与庸俗的艺术至上主义可以雄辩地取得胜利的斗争。而取得胜利的最大的条件，却是由于它能保持中国新文学之忠实于现实的战斗传统的缘故”。川艺术地“刻画现实而貌”是革命写实主义的战斗传统、时代要求与艺术表现。而那些过于抒发自己内心飘忽不定的意绪的“主情诗”和那些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纯诗”均受到了新时代的新质疑。在《徐志摩论》里，针对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茅盾一方而肯定了它“形式上的美丽”，一方而却说:“但是这位诗人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就只有很少很少一点儿”。曰由此可见，对于革命写实主义诗歌来说，“内容”远比“形式”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主情诗”和“形式诗”的价值。纵然它们没有能够告诉人们更多的讯息，却曲折地、含蓄地暗示出了诗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其实，“写实诗”与“主情诗”“形式诗”各有其优长和局限。我们只能说，在现代汉诗发展的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哪一种诗歌与时代精神更加契合，哪一种诗歌与时代精神相对疏离。显然，当革命高潮来临之际，写实诗更能发挥其独特优势，展示其表达潜能。从宽泛意义上看，革命写实主义诗歌的名目与形式繁多，如告别诗、明信片诗、报告长诗、小型报告诗、大叙事诗、小叙事诗、生活叙事诗、剧诗、仿剧诗、“艾青体”、传单诗、街头诗、“慰劳信诗”、“现代民族史诗”等。尽管这些术语的内涵与边界都不严密，甚至不科学，比较感性和随意，但是它们的确展示了当年人们试图求新求变的急切愿望，对各种新出现的诗歌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和命名的诸种努力。 　　在传统文学观念里，小说重形象和本质，诗歌重意象和意境;它们自守领地，各司其职。但是，文学史上文体跨界、交叉和互渗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写作的创新性而前，理论的滞后性似乎是永在的。诗向非诗文类跨界形成了新型的诗歌种类，如叙事诗、剧诗、散文诗、史诗等;同时，也对传统抒情诗进行了内部改造与升级，在原本淡得几乎没有内容的意绪里掺入了叙事性因子，形成叙抒共生的新景象。正是因为如此，形象思维以及诗歌形象塑造就成了现代汉诗的题中之义。远的不说，单就现代汉诗而言，诗歌形象思维与革命典型形象塑造，在革命写实主义诗歌中，占据了相当突出的位置。 　　那么，革命写实主义诗歌如何塑造典型形象?它与小说塑造典型形象有什么区别?其特点何在?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它们通常有三种方法和途径。、写本事，既现身说法，又抽身事外 　　诗歌毕竟是有感而发的，“切己性”十分明显，非诗文类难以匹敌。诗歌写本事有悠久传统，只不过，有的外露，有的内隐。唐代孟栗编著的诗话《本事诗》，将诗人及其诗歌的逸事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等7类，收入41个故事，集中展示了据诗索事和还原本事的功力。这显然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评论传统有关。虽然其客观性和可靠性需要反复钩考，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价值和意义。在现代汉诗中，不仅诗歌批评继承了文学社会学和传记批评传统，而且有些诗人的确把本事引入诗歌写作中，使其诗歌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大家经常谈论的现代汉诗本事有，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和汪静之，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后期倾向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