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柳治微对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阐释.docVIP

解读柳治微对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阐释 　　众所周知，“史义”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旨与灵魂，是历代史家和史著最为重视的内容。《孟子·离娄下》日:“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窃取其“义”以修《春秋》，既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诞生，也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重“义”的发展路向。对此，清人章学诚有着至为明确的阐释，他说:“史所贵者义也。”又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史义之所以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章学诚“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之言意蕴深远，深得《春秋》之旨，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史义的内涵。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以及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史义与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一样都面临着通变古今、会通中西的难题。 　　一、天人之道:中国传统史义的核心内容与理论根基 　　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章学诚“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准确地概括了《春秋》大义的内涵，因此，深人把握“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内涵是理解中国传统史义的根本。所以，《国史要义·史义篇》开首就围绕着天人之道论述了中国传统史学大义的核心内容与理论根基。首先，柳治微明确指出史义即孔孟之仁义，而仁义是人之为人、建立人道的根本;孔子窃取其“义”以修《春秋》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意在建立与维系人道。所以，柳治微征引《易经·系辞》“立人之道，日仁与义”之言论证史义，他说:人道以仁义而立，故君子精于此，以判断天下事，即以此判断史事。这就是说，仁义不仅是人之为人、建立人道的根本，也是人们判断史事的标准。而在中国古代人道主要是通过规范君臣、父子等各种伦理关系而建立与维护的。因此，柳治微一方面征引《易·家人》之言以正“家道”，所谓:“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另一方面，引用齐景公问政于孔子的对话(孔子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以正“君臣父子之道”。 　　综上而言，柳治微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大义即以道德仁义为原则褒善贬恶，进而维系人间的基本秩序(人道);史义的本质即道德仁义，它们都以人类永恒普遍的善善恶恶的人性为根抵;此人性既内在于人，又受命于天。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以道德仁义为原则褒善贬恶的史义既是建立人间基本秩序、维护人道的必然要求，又是受命于天的人类善善恶恶之性的自然生成。要之，以道德仁义为原则褒善贬恶的史学大义上承天命、下涵人道，有着天道与人道的双重理论依据。 　　二、中庸之道:中国传统史义的辩证思维与实现模式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史学褒善贬恶的原则-道德仁义是相对恒定的，而具体人事的善恶却是异常复杂而又与时俱变的;因此，以相对恒定的道德仁义(常)为原则来评判复杂多变的具体人事(变)，就只能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常变结合的辩证思维了。中国传统史学大义正是运用这种辩证思维而实现的，柳治微对此有着丰富而深人的阐释，他在总结《款梁传》等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史义亦有正有变，知其变方能识其正。例如，《梁传》认为齐桓公侵略蔡国是正义的，这是因为桓公侵蔡的目的是为了惩罚凯觑中原的蛮夷之邦一一楚国，所谓“伐楚是责正事大……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传》言正也”。再如，《款梁传》认为齐桓公私自率诸侯与周天子之子(王世子)会盟这一行为虽然违背君臣父子之道，但其中也包含着正义。 　　三、古今之道:中国传统史义的普适意蕴与现代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大义最重君臣伦理。不过，柳治微的“史义说”并不着意于全面阐释君臣伦理的内容及其重要性，而是通过深人探寻君长产生的原因进而揭示古代君臣伦理的现代意蕴。柳治微引《吕氏春秋》之言指出君主之立“出于争”，日:“未有蛋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这也就是说，人类之初充满着无休止的争斗，天子、君主的设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止息无休止的争斗，这对于人类之群体是有利的，故日:“君道立则利出于群。” 　　对此，《吕氏春秋·恃君览》指出没有君王，就会导致“其民糜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的绝境，所以，“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这就是说，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设置天子、君主、官长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