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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长编法及其方法论意义 　　正所谓“宋代史籍编撰，长编二刘一范”。长编法作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史书体裁-长编体的史籍编撰方法，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创立此法开始，经由南宋史学家从形式上和精神上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最终以《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伸 ,《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萃)三部长编体的史学巨著的问世，给宋代史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力图对于长编法的创立等情况予以简单回顾，谈谈该法对于治学方法的借鉴意义。 　　1长编法创立的人员 　　司马光在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通鉴》的表文中，就列出了《通鉴》创作班底的全部名单“检阅文宇司马康、同修范祖禹、同修刘恕、同修刘放、编集司马光”。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他做的只是“检阅文宇”的工作，实际上仅相当于一个初级的资料搜集人员，也许类同于今日图书馆内流通部门给读者提供图书的工作人员，其任务也就是根据你的索书要求，为你“检出一阅”而已。这四个人中，真正致力于编《通鉴》的应该是司马光和他所选定的三位助手。 　　范祖禹“宇淳甫，一宇梦得。祖禹自以既孤，每岁时亲宾庆集，惨但若无所容，闭门读书，未尝预人事。既至京师，所与交游，皆一时闻人。镇器之曰:此儿，天下士也。”，可见小时候的经历对于成人后的行为处事有很大的影响。后来范祖禹“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宇”。从小养成的性格才能使得范祖禹能静下心来“不事进取”，淡泊于仕途，专心于《通鉴》的编撰。所以虽然司马光在皇上而前替范祖禹感到歉意:“由臣顽固，编集此书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沦，不得早闻达于朝廷”，口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 　　刘恕宇道原，箔州人“少颖悟，书过口即成i}#39;}“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耀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锯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楼恕。恕于魏、晋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他与司马光同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但是刘恕却能“言其行事始终”，回去查验旧史，居然就是这么回事。可见，刘恕确实算是一个博学并精通的人才了。可惜天不假寿，他过早逝世，直到他死后七年《资治通鉴》才完成，他自己是没有看到这一成果。 　　刘放“宇贡父，与敞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御史中压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苏突共排之，颁官已员外郎，才得馆阁校勘。熙中，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因为反对变法，为王安石所不容，“安石怒披前过，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刘放“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司马光受命于皇上，而且有了自择英才的权利，他所选择的三位助手都是才气逼人的有识之士，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他们也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反对王氏变法的一派，多少都因为这个原因受到过一点冲击，这种相同的境遇也使得司马光能有一个统一领导他们工作的思想基础。就算是放在今日的学术研究创作活动中，这也应该是一条值得借鉴的原则，一起合作的人多少要有些共同性，这也或许就像托马斯库思(Thomas S. Kuhn)所说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原则吧。 　　2长编法的编撰原则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撰遵循了修书三步曲:丛口-长编-定稿，这种方法为后世史学著述立下了一个通行的范式，而其中的长编编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章学成在其史学名著《文史通义》中曾对长编法作了介绍，并充分肯定了它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长编的基础，司马光的史才、史学与史识终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长编的价值丝毫不在其《通鉴》的“著述”之下。章学成说道:“司马撰《通鉴》，为一家之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悠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多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铜，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异地而不可为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