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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言论自由是宪法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流平台，其不仅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件提供了更为快捷、方便的场所，也在事实上扩大了公民言论影响的范围。网络虚拟世界让一种现实社会不能实现的绝对自由环境得以形成-言论自由且公开，言论发表者匿名且身份隐蔽。但因网络言论自由而引起的现实争议却不断增加。因而，与传统的言论表达自由相比，网络言论应当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一、网络对言论规制机制的挑战 　　法学上的“规制”具有通过法律法规进行监督管理的涵义，主体一般为代表公权力的政府，目的在于维护利益均衡与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合理。可见，“规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监管”通用。政府规制某一特定社会活动就是为了协调活动成员之间的价值冲突、平衡成员之间的权益关系。尽管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极易与其他权益(如名誉权、隐私权、社会秩序等权益)发生价值冲突，而网络通讯技术的蓬勃发展则在无形中加剧了该项基本权利与其他权益之间的价值冲突。随之而来的是，网络对规制主体、规制理念、规制方式、规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网络迫使规制主体不得不转变理念，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网络舆论事件。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隐蔽性与公开性为言论侵权与犯罪行为提供了潜在的庇护。通过这种“隐秘而匿名”的途径，网络为敏感的社群及个人发表攻击性或者具有挑衅字眼的言论提供了可能。攻击性或者具有挑衅字眼言论的负面作用经由网络无限扩大，因此而产生的侵权与犯罪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出了传统侵权与犯罪的范围。例如，某些网络用户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发布低毁他人名誉、侵害他人隐私的言论，其不良影响经由互联网可以跨越国界;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传播恐怖、邪教、仇恨等危害公共秩序的言论，甚至可以导致某一地区出现社会动乱。政府如果不能对以上不当言论及时进行引导，长此以往，就会给人们形成一种恶性思维-即在网络空间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相较于“面对面”言论，网络言论对政府所造成的舆论压力要更大，影响范围也更广。因为网络不当言论一旦被反复转载、快速传播，就会成为极具冲击性的网络舆论。这就要求政府在应对网络舆论时，不仅要迅速、及时，还应根据言论传播特点而采取一定的策略，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其次，网络迫使政府监管标准必须与网络技术标准相结合。网络信息发布、传输和接收有赖于互联网数据传输物理线路、通用计算机技术标准以及服务协议等互联网技术架构的支持。政府监管所依据的法律原则与规则必须融合互联网技术标准或至少不与之相违背。例如，政府在识别网络不当言论过程中必须将其确立的法律文本标准转化为计算机语言-程序代码，并设置文本过滤系统以供互联网用户自愿进行选择。可以说，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政府很难实现对数量庞大的网络言论进行监管之目的。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传播路径去中心化、网络言论发表者与听众自愿性的特点，政府要实现监管目标必须与多个国际互联网行业组织合作。这些互联网行业机构因在其专业领域的垄断性而对政府监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网际网络赋值当局、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万维网联盟、国际互联网协会等非政府性机构因享有互联网资源分配权而实质控制了网络数据传播路径。 　　再次，网络打破了传统“政府VS个人”的二元对抗模式，增加了政府规制目标实现的难度。在传统言论规制机制下，个人是享有言论自由的主体，而政府被视为对该项基本权利的最大威胁。这是因为受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公民言论的影响力处于一种分散、隔离的状态，彼此没有互动与响应，从而不能产生有效社会反响。与政府行动博弈，公民基本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然而，网络媒介打破了言论传播的时空限制。人们的言论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并很快凝聚成足以影响整个现实社会的力量-如网络群体性事件会使得政府对言论传播渠道难以管控、加重政府及时应对的负担并导致政府机构公信力的下降。例如，郭美美“炫富”事件使得中国红十字协会失信于民，并使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因网络言论而引发的价值冲突还会跨越国界而引发国际秩序的动荡。例如，美国导演纳库拉·巴塞利导演的《穆斯林的无知》在互联网的传播造成叙利亚班加西地区的血腥暴动，并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与反对。这是因为互联网在广泛传播言论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剧了言论发表者与接收者间的价值冲突，进而加深了现实中的矛盾纠纷程度。传统的政府监管被限定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内，言论发表者与接收者间的价值冲突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媒介因素就能得以解决。但言论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传播，离不开网络服务提供、接入服务提供、电信运营服务提供等多个主体服务支持。政府监管的客体从政府-个人的二元法律关系向电信运营-网络服务提供-接入服务提供等多元主体法律关系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