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力动员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土地金融与农地整理王强摘要抗战.doc

“地力动员”：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土地金融与农地整理 王强 摘要：其直接后果便是国统区的粮食供应日益吃紧，再加上部分豪商富贾与乡村地主乘机大肆投机土地，囤积粮食，使粮食价格突飞猛涨，更进一步加剧了战时经济调控的困难。妥善解决粮食供应与稳定粮价，此时成为涉及财政、军事、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后方农村却因土地投机、地主肆意加租导致租佃关系恶化，佃农不愿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甚至出现土地被大量抛荒的现象，土地利用率低下，粮食产量日益萎缩。面对现实问题，国民政府以“耕者有其田”为动员口号，在农村展开农地整理运动。战时农地整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人地关系，促进了战时农业生产，对支援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拘泥于局部的改良措施，“耕者有其田”并未真正实现。 一、战时国统区农村土地形势的恶化 抗战爆发后农村土地形势的持续恶化是国民政府实开展农地整理的直接原因。尤其是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与国民政府的内迁，大量工商企业、金融资本涌入后方，寻求投资机会。土地具有不动产投资相对安全的特性，再加上不断攀高的粮价的刺激，自然成为战时内迁资本最青睐的投资对象，“成都平原，渝巴四周，汉中天水、粤北、湘南、桂东、黔西、浙东、赣南与云南全境，均莫不发生争购土地热潮”。大量资金的涌入，使农村土地价格暴涨，以1936年与1940年的统计数据比较，宜宾的水田，从平均每亩70元，增至130余元，遵义的田价由每亩96元增为236元，安顺的田价从100元涨至300左右，增长最快的要属土地最肥沃的成都平原地区，该地水田价格由每亩130元竟涨到了2000元上下。土地投机还导致地权迅速集中，据农产促进委员会调查，1940年四川省79.07%的土地为8.6%的地主占有。且越是肥沃的土地，集中程度越大，如在成都平原，9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1.1%的地主手中。在川南、川西南地区，占人口7.2%的地主占有85%以上的土地，从四川全省来看，81.3%的土地控制在地主手里。 土地价格的高涨，必然带动地租随之提高。以平原旱地为例，1937至1941年，四川省的实物地租平均增长幅度为6.1%，其它省份也有不同幅度地增长，如西康10.0%，甘肃7.7%，陕西6.7%。在四川万县一带，“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大概以主八佃二者较普遍”，重庆附近的歇马场“每收谷一石，主得七五，佃得二五”，成都地区的地主在抗战后普遍将租额增加到收获产物的九成，甚至全数交租，仅以田塍或附近山地出产谷物留与佃户。总体上看，截至1941年，后方各省平均水田租额较战前增加四分之一，旱田较战前增加三分之一。不少地主还趁机增加地租押金，1941年国统区的每亩土地押金较抗战前平均上涨了一倍，四川省则增加了七倍。此外，在地价与地租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地主不愿与佃户签订长期租约，“71%的租佃是不定期的，地主可以随时收回土地，或另租他人，或抬高租额，定期租佃仅占8%，且其中四分之三都是三年以下的租期，实际上与不定期几无差别”。由于负担日渐沉重，租种土地越来越无利可图，农民逐渐对租种土地失去动力和兴趣，多数佃农“不愿在租种土地上精耕细作，不愿采用优良稻种、肥料以增加产量”，甚至有佃农被迫改作他业。租佃关系日益疏远之下，有地主专以土地买卖为主业，不再招徕佃农租种，以致部分农村出现土地投机十分活跃，却无人从事耕作的诡异局面。 租佃关系持续恶化的结果是“人不能尽其力，地不能尽其利”，大后方农业生产萎缩，大量土地被抛荒。产粮大省陕西在1936年粮食总产110万担，抗战爆发后逐年下降，至1942年仅剩30万担。各类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亦呈衰减趋势，四川籼稻平均亩产由1939年的352斤，减少到1940年之后的平均265斤，下降四分之一左右；同一时期皮棉从亩产16斤降为9斤，下降43.8%；甘蔗由平均亩产2222斤降至1442斤，减少35.1%。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至1942年，后方十三个省共有约840万亩良田被抛荒，农作物面积较1937年减少17.3%，粮食减产13.3%，减少总量达1.85亿担。 土地不能得到全面、高效利用，农产大幅下滑，使国民政府以农产换取外汇来弥补财政和购买军需的计划难以实现，也必定对前方战事和后方经济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实施积极的地力动员政策，改善农村日益恶化的土地形势，提高农民耕作积极性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增强抗战力量，已是必然选择。 二、战时土地政策的制度动员 所谓地力动员，“即在使全国土地受国家之统制，由政府调整其分配，支配其使用，已达地尽其利、人尽其力之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土地之使用言，必须将全国之土地依最经济最有效之方法，予以利用，务期野无荒地，地无遗利；就土地之分配言，必使全国之土地，为大多数土地使用者所拥有，不为少数地主所垄断